2012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年份，提振內需成為重中之重。如果中國內需無法提振，則經濟折戟；如果內需被有效提振，則經濟新一輪騰飛。
　　
　　內需主要指提振居民消費，內需包括投資與政府消費，必須去除這一部分，減去通脹因素影響，我們才能對居民消費作出大致判斷。2011年消費增長并不樂觀，1到11月份增長17%，扣除物價增長因素之后，增長僅為12%。
　　
　　中國消費增長受制于兩大因素，一是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財政收入增長，二是財產性收入成為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器。在這兩方面，中國普通民眾的財富被消滅。
　　
　　消滅財富使居民不敢消費。
　　
　　要讓居民敢于消費，必須建立明確的財富增長預期，普通居民的財富增長高于CPI的增速，他們的財富不會被稅費、股市、房地產、負利率所吞噬。
　　
　　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太快，使政府的投資與消費擴大，抑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從國內權威統計數據看，1993－2007年，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由49.49％降低至39.74％，降幅為9.75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即資本收益)由38.83％增加至45.45%，增加6.62個百分點。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29.5%，預計全年將突破10萬億元，約占當年GDP的23%。同期，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301元，扣除價格因素后僅增長7.8%，農村居民的現金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后僅增長13.6%。可見，勞動報酬在不斷下降，國家財政收入在持續增加，資本所得在大幅提高。雖然中國的個體戶等收入有可能被低估，但在整體財富分配過程中，政府收入多過居民是不爭的事實。
　　
　　讓證券市場成為中國普通投資者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紅利的市場，最重要的是減少內幕交易、圈錢行為，讓市場公平、公正，恢復市場正義。
　　
　　房地產與股市等資本貨幣市場，原本寄望讓居民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紅利，讓居民敢于消費，沒有想到成為普通投資者財富的削骨場。房地產價格上升，使所有非房地產鏈條上的消費均受到致命打擊。
　　
　　而股市成為擴大貧富差距的地獄。2011年股市整體市值蒸發了5萬億，卻制造了數百位千萬富豪。相信A股市場節衣縮食的投資者不會有提高消費的興致，而一波波的股市新貴們卻成為豪宅的最大買家。通過資本貨幣市場擴大的貧富差距，加劇了中國消費的畸形：一方面是奢侈品消費節節上升，另一方面是能夠帶動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改善型消費無法提振。
　　
　　另一個隱性的財富削骨場是負利率。中國的銀行業總資產規模龐大，利潤高到“不好意思”，但普通儲戶卻在負利率中消耗著自己的財富。按照某些測算，中國的銀行每賺100元的毛利中，除去工資和稅，凈利就高達62元。銀監會近期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11年第三季度，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繼續穩步增長，截至2011年三季度末，總資產余額達83.3萬億元，比上季度末增加9087億元，同比增長16.7%。今年前三季度，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817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38億元，同比增長35.4%。
　　
　　財富不斷耗散，消費信心下降，消費自然難以提振。
　　
　　一個事實可以印證中國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在政府家電等以新換舊政策的刺激下，2011年中國家電消費大幅上升。據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11月底，全國家電“以舊換新”共銷售五大類新家電8130萬臺，拉動直接消費超過3000億元，有效引導了城鎮居民消費能力的釋放。
　　
　　為了改變消費難振的局面，政府作出的努力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即建立最低工資保障體制，以及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這些都是中國必須的改革，但顯然僅有這些改革還不足以轉變中國的經濟結構，還不足以讓居民敢消費。
　　
　　最低工資制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在中小企業逐漸退出市場后，2012年就業難題將會浮出水面。而建立最低社會保障體制是為了保障公民最后的尊嚴底線，無法直接拉動內需。
　　
　　提振中國內需很簡單，消除負利率，改變房地產與證券市場的不公，減少享受財政公權者的人數，減少社會運作成本。
　　
　　與此相對的是，高福利是中國社會難以承受之重，貧富差距是中國社會陷入拉美化的最大陷阱，對行政投資權的迷戀是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社會運作成本上升的必然后果。中國需要市場化改革，放手讓居民創富，不需要頭痛醫頭的家電促銷等局部麻醉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