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日益增長。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流量的5.1%、存量的1.3%，流量位列全球第五。我們的研究發現：除國家行業宏觀層面的因素外，從企業微觀層面講，企業的績效即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高低決定了企業能否順利“走出去”，進行外向直接投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教授有句名言：“生產率不是一切，但在長期中近乎一切。”Melitz在其2003年的經典論文中進一步論證了這一論斷。他指出：生產率低的企業由于無法補償在開拓外國市場中所需的固定成本，而只能在國內銷售。生產率較高的企業則可以既在國內銷售，也能把產品出口到國外市場。如果企業生產率更高，則既在國內銷售、出口，也能“走出去”，進行對外投資。目前，這一論斷已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實證支持。
　　
　　以浙江省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為例
　　
　　中國作為最大的出口國，相關的研究亟待加強。先前國內相關研究進展較慢，原因有二：第一，企業層面的外向投資數據不易得到，而行業方面的數據又無法用于研究同行業內不同企業生產率的異質性及其帶來的對企業外向投資的影響。第二，雖然規模以上的大中型企業生產層面的數據可得，但是正確衡量、準確計算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在技術上并不容易實現。
　　
　　筆者與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生田巍合作的一項研究，用浙江省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的數據分析企業生產率和企業對外投資的關系。我國對外投資最主要的行業是服務業、采礦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然后才是制造業。這些行業目前都沒有相對應的微觀層面的生產數據，它們的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成了“黑匣子”。制造業的外向投資雖然開始比例較小，卻是逐年上升的，因此理解制造業的外向投資就顯得很重要了。我們選擇我國規模以上的大中型制造業企業生產層面的數據。
　　
　　在區域對外投資方面，浙江省很有代表性。2010年其投資額占地方總對外直接投資額的16%多，企業數目占全國的21.4%，兩者都居榜首。其境內主體數和境外機構數也居全國第一。約70%的對外投資由民營企業創造，投資領域主要涉及機械、紡織、電子、輕工等行業，主要集中在亞洲、歐洲和北美，形式以設立境外加工企業、資源開發、境外營銷網絡、房地產開發和設立研發機構等為主。對外直接投資途徑也逐漸多樣化，從單純出資設立企業到跨國參股并購、境外上市，企業從單打獨斗走向集群式規模開發。我們掌握了2006—2008年浙江省全部“走出去”企業的外向投資數據。該數據包含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中方和對方國家乃至城市的信息、投資額、所屬行業等重要指標。
　　
　　為確保研究成果準確可信，重中之重在于準確衡量企業的生產率。在先前大部分研究中，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標準方法是用最小二乘法并計算索羅剩余。但這種方法有兩個嚴重缺陷：反向因果關系和選擇性偏誤。一方面，企業可能同時選擇產量和資本存量，或者為了實現一定的產量而追加特定量的投資，即資本存量的決定受產量影響，而非外生的，這樣就使產量和資本存量間產生反向因果關系。另一方面，面板數據中往往存在樣本的選擇偏誤，也就是說，只有生產率比較高的企業才能留在樣本中，生產率很低的企業自然被剔除出樣本，這就導致回歸結果有偏。
　　
　　為此，我們采用修正了的Olley-Pakes的半參數計量方法，來解決反向因果關系和選擇性偏誤問題。簡言之，就是引入投資作為企業資本投入的代理變量，來處理無法觀察到的生產率沖擊所帶來的反向因果，再引入Probit概率模型來控制企業的選擇偏差問題。此外，還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相應的影響因素作了進一步的調整，由此得到了相對準確的企業生產率指標。
　　
　　生產率越高企業“走出去”動機越強
　　
　　我們想知道，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概率是否越大？為此，我們首先將企業分成有對外投資和沒有對外投資的兩組。我們發現，相對于沒有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而言，進行對外投資的企業有更高的生產率。當然，據此并不足以判斷高生產率的企業更傾向于對外投資，因為有可能企業先投資，并隨著投資積累經驗逐步提高生產率。
　　
　　不過，如果企業真有學習效應，那么對外投資的企業相對于非對外投資企業的生產率優勢應隨著時間遞增。但我們又發現，優勢非但沒有隨著時間增強，反而有減弱的趨勢。接著，我們用Probit概率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在控制了企業的所有者類型、企業資本勞力密集度等因素后，高生產率的企業的確有更高的概率進行對外投資。
　　
　　進一步地，我們想知道，生產率越高的企業，其對外直接投資額是否也越大？答案是肯定的。我們發現，企業的生產率越高，其外向投資也越多。當然，要建立嚴格的因果關系，還必須控制可能的反向因果關系。采取了適當的工具變量之后，我們還是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即生產率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和投資額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東道國收入水平對企業投資與否影響不大
　　
　　最后，投資東道國的收入水平高低對企業投資與否的決定有沒有顯著影響？對浙江省企業而言，大部分企業投資到富裕國家中，這些國家主要位于歐洲、北美洲、大洋洲、東南亞和少數中東及拉美國家，只有少部分企業投資到非洲等地區的貧困國家。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考察了投資到富國和窮國的企業的生產率，發現它們在規模和資本上并非都有顯著差別。這一發現與2004年Helpman-Melitz-Yeaple用美國的數據所得到的結果一致。但與2003年Head-Ries運用日本數據所得的結果卻有所不同。
　　
　　造成這一結果，可能是因為窮國和富國在行業的比較優勢不同，資源也不同。比如，貧窮國家往往擁有較多的勞動力優勢，而富裕國家往往有技術優勢或資源優勢，因此不同國家吸引不同行業的企業。僅通過簡單的對比不能排除行業的差異，因此我們采用了多種更為嚴謹的計量方法進行驗證，但都得出一樣的結論：投資目的國的收入水平高低對企業投資與否的決定沒有顯著的影響。
　　
　　資本或勞動密集度與企業的海外生存環境關系弱
　　
　　先前有研究發現，中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成本和出口的成本取決于行業特性。對勞動密集型部門而言，國內的競爭壓力遠大于國外市場，因此進入出口市場的成本反而比在國內銷售的成本要低，最有效率的生產者在國內銷售，而低生產率的企業銷往國外。換言之，企業出口的決定是與行業的資本或勞動密集度緊密相關的，那么對于企業的對外投資，是不是也有這個關系呢？
　　
　　我們的研究發現，行業的資本密集程度對企業在國外的生存環境沒有顯著影響。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企業，在國外的生存壓力并不比在國內小。對外投資的企業生產率門檻也很高，并不存在勞動密集型部門中高生產率的企業不投資、低生產率的企業反而投資的逆轉現象。企業對外投資的決定以及投資量的選擇，與行業的資本或勞動密集度并沒有顯著關系。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勞動密集型部門中的企業出口與其投資是存在著一定的替代關系的。當然，這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