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5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 “2012朗潤思·辯圓桌——學者與媒體對話”論壇在朗潤園萬眾樓舉行，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教授出席，并發表了題為《展望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格局》的講話，以下為該講話的整理內容，經林毅夫教授本人確定。
　　
　　全球經濟可能陷入疲軟“新常態”
　　
　　現在正值年初，大家都非常關注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在此，我闡述一下我個人的看法。首先，對于國際經濟形勢，我比較悲觀。我認為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整個國際經濟很可能會危機四伏。國際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經濟，很可能會像日本當年一樣，陷入比較長期的發展相對緩慢、政府債務不斷積累、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一個時期。
　　
　　目前大家比較關心的是歐債危機，學界普遍的看法是那些主權債務危機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果不進行結構性改革，提高他們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任何短期的金融穩定方案只能是贖買時間，就像吃止痛藥一樣，僅能見效一時，一段時間之后，這些問題都會再卷土重來。所謂結構性改革就要減少社會支出、減少政府赤字和債務、金融去杠桿。但是我們知道，這些結構性改革的共性，基本上都是減少需求、減少資金供給，這會使失業率上升，放緩經濟增長速度。
　　
　　其他國家也發生過類似的金融經濟危機，過去在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其實是整個現代宏觀經濟學主流框架，會建議這些國家在進行結構改革時，同時通過貨幣貶值增加本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由外需拉動來補償內需不足，為結構改革創造空間。
　　
　　但是目前發生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如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西班牙等，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貨幣。所以這些國家沒有降低匯率以提高出口競爭力的選項。當然歐元區整體可以進行貶值，以提高歐元區整體的出口競爭力。可是目前面臨的現實條件是，不僅歐元區存在當前這種結構性問題，美國、日本也存在類似問題。而且，目前不僅歐元區失業率高企，美國失業率也始終居高不下，日本失業率相對于歐洲和美國確實低一點，但是相對日本自身長期的歷史水平又高出許多。
　　
　　歐元區跟美國、日本都屬于發達國家，他們的產品是相互競爭的。如果歐元區用貶值的方式增加出口，美國、日本就要減少出口，失業率就會增加，他們的經濟會無法承受。因此，如果歐元區真的用貶值的方式增加出口，很可能會導致美國和日本也同樣用貶值的方式來對沖歐元貶值的影響，出現競爭性貶值，最終達不到實際效果。
　　
　　由于存在這種競爭性貶值的可能性，這些國家和地區利用貶值手段創造結構改革的空間大為縮小。所以我判斷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這些結構性的問題會一直存在，失業率也會相當高。為了解決這些短期的問題，有關國家會不斷地出臺短期金融穩定方案，但是每次方案出臺之后，輿論界和金融界都會認為力度不夠，政策效果可能僅能維持幾個月、幾個星期，甚至幾天。
　　
　　因此，全球經濟很可能會出現所謂的“新常態”的長期化，這個詞是美國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總裁埃里安提出的，目前已為大家所熟知。全球經濟很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是“新常態”。“新常態”是指經濟增長率很低、風險非常大、失業率高企的經濟狀態。在這段時間里，貨幣政策會非常寬松，因為每次的解決方案都是貨幣政策。而政府債務在高失業率、高社會支出的狀況之下，也會積累的非常快。日本1991年時積累的政府債務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現在已超過220%，這種情形在很多國家都會出現。
　　
　　政策相對寬松，名義利率相對更低，發達國家房地產市場普遍過剩，所以低廉的資金不會流向房地產，而會流向股票市場，在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下這會造成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泡沫的不斷發生、破滅。此外，短期資金也會大量流向國外，不僅炒高石油、糧食價格，也會有不少短期投機性資金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股市、房市，同時推高匯率。高匯率會傷害實體經濟，。當實體經濟的增長減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會就會變成一個明顯的泡沫，而泡沫總會破滅，從而投資資本就會開始唱空，游資大量抽離。這種資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會給發展中國家宏觀管理帶來許多困難，
　　
　　由于發達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比重，按照市場匯率來計算仍然達到60%，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也要達到40%。因此，發達國家經濟普遍處于這種狀況，會使全球經濟增長相對緩慢，風險增加。未來五年、十年或相對更長一段時間里整個國際宏觀經濟都會是這種格局。
　　
　　中國經濟“風景這邊獨好”
　　
　　對于我國經濟，我認為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固然現在有不少人唱衰中國經濟，但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經濟的特性并不完全理解。
　　
　　比如說，現在唱衰中國經濟時常常主要因為中國信貸增速下降較多。在美國經濟泡沫破滅之前，美國也出現信貸增速放緩。當時美國的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很大，現在大家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泡沫也很大。如果沒有足夠信貸資金的支撐，房地產價格會大幅下跌，甚至崩盤，就會出現金融經濟危機。我認為，持這種看法的人首先就不太了解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特性。在美國、歐洲等國家，房地產的購買大量靠高杠桿，也就是要向銀行大量舉債去投機房地產市場，而中國人普遍是拿自己的錢購買房地產，銀行按揭的比重相對較低。在這種狀況下，房地產價格下跌，并不會引起拋售。只要不拋售，就不會崩盤。
　　
　　有人看到中國信貸增長比較慢，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比較慢。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沒有注意到中國在上一輪4萬億積極政策刺激時，資金3/4來自信貸，1/4來自于財政。如果需要下一輪刺激經濟，中國可以更多地利用財政，更少地利用信貸。利用信貸流向較難控制，利用財政手段，效果會較好。
　　
　　對中國經濟來說，即使外部環境不好，內部反周期刺激的空間很大，經濟應該可以維持較高的增長：第一，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升級的空間還非常大，交通、電力之外的基礎設施投資，以及環境、城市化方面的投資規模仍會很大，而各種社會工程的投資的空間也很大。這些投資從投資回報率來講，還是相當好的項目。第二，政府財政赤字上也有很大空間。目前，我國政府積累的債務仍較低。比如，按照財政統計來講，我國現在的政府債務在GDP中的比重大概是37%。包括地方政府擔保的投融資平臺的債務，也只是GDP的40%，在國際上仍屬非常低的水平，政府可利用的反周期財政手段還是非常大的。第三，我國外匯儲備豐富。跟很多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果采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不僅受到國內資金的限制，還要受到外匯儲備的限制。中國不會出現過去所講的發展中國家在投資上面臨“雙缺口”限制的現象。
　　
　　因此，我覺得中國經濟即使在外部環境相對不好的狀況之下，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的可能性仍非常高。
　　
　　此外，我國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而中等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還可以充分利用后發優勢。2008年我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臺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代表我們經濟、技術、產業的總體發展水平，實際上也衡量了勞動生產率、工資的水平。日本從1951到1971年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經濟增速，臺灣地區從1975年到1995年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8.3%的經濟增速，而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維持了20年平均每年7.6%的經濟增速。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及其內源動力，其實跟東亞其它經濟體是非常相似的。所以，從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的差距的后發優勢來講，我相信中國再維持20年8%的平均經濟增速是完全有可能的。
　　
　　若果真如此，20年以后，也即2030年，我國經濟會是什么態勢呢？日本在維持了20年9.2%的平均經濟增長后，人均收入在1971年達到美國的65.6%；臺灣地區在2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4%；而韓國在20年的快速增長之后，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50%。
　　
　　因此，只要我們充分利用這種發展潛力，以及我們內源資金跟外匯儲備的優勢，我相信我國維持8%的平均增速到2030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我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所以中國經濟規模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屆時應該至少是美國的兩倍。當然，如果按照市場匯率來計算，就要看我們的匯率升值多少。目前購買力平價跟市場匯率比較的話，若市場匯率為1，則購買力平價計算就約要乘以2。因此，若按照這樣的市場匯率計算，到2030年，中國經濟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這是我對中國短期跟中長期經濟形勢的看法。
　　
　　擴大內需仍應以投資為主
　　
　　這里，我想對國內討論比較多的幾個問題提一點自己的意見。一是擴大內需的重點何在？
　　
　　第一，擴大內需仍要以投資為主。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外需相對不足的狀況下，我國將很難靠出口來拉動經濟，需要調整經濟發展模式，就要增加內需，靠增加內需維持前面所說的經濟增速，這一點是肯定的。但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增加內需是不是一定要像國內外現在很多人主張的，以消費為主？在這一點上，我有保留意見。我認為，在中國目前這個發展階段，還是要以投資為主。因為要維持每年8%的經濟增長20年，要靠產業結構和技術的不斷升級，而產業結構跟技術的不斷升級必須由投資作為載體。
　　
　　第二，現在中國的發展若要真正對國際經濟有積極貢獻，應該更多地依靠投資，而不能靠消費。現在發達國家面臨“新常態”，失業率很高，要增加出口來解決這個問題。發達國家的出口主要是資本品，如果中國減少投資，增加消費，中國從發達國家購買的資本品就會減少，不能幫助發達國家解決現在面臨的結構問題，也不能幫它們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如果中國增加消費，全球消費品的價格就要上升，而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的主要為消費品，這樣，發達國家居民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就會減少，對本國生產的非貿易性質的服務等商品的購買就會減少，這樣也無助于發達國家降低失業率。因此說，中國增加消費內需對發達國家無益，甚至有害。
　　
　　第三，我國必須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之所以陷入當前的危機，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投資跟消費有很大的不同。投資是現在增加投入，短期產生需求，增加就業；到了下一期變成生產能力創造收入，這個收入可以繼續搞投資和增加消費，可以再繼續提升內需。而消費則是現在消費之后，下一期就沒有了，無法增加下一期的需求，是無源之水，不可持續。
　　
　　當然并不是說，中國沒有提升消費的空間，中國消費的比重還是比較低的。但，并不是中國的消費增長慢，而是比重比較低。我個人認為，解決消費比重過低的辦法在于改善一次分配，而不能過度強調二次分配。所謂改善一次分配就是在生產過程當中，將勞動報酬所占的比重提高一點。目前消費者、勞動者的報酬占比比較低，我覺得跟我們的經濟金融結構有關，例如金融機構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導致的結果就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中小企業、農戶得不到資金支持，抑制了他們的成長，從而抑制了對勞動力的需求，而這樣勞動力的價格也被壓低。此外，低收入階層主要以勞動收入為主，消費傾向比較高，收入分配比重的這種結構性扭曲，導致這一人群收入相對較少，對消費也有抑制作用。此外，能得到資金的這些企業是大企業或者是富人，消費傾向較低，并且，這些人得到的資金價格偏低，是有補貼的，而補貼則來自低收入人群，因為這些低收入者把資金存放到金融體系，卻得不到金融服務。所以，結果是收入低的人去補貼大企業和收入高的人，當然會造成收入結構的不平衡。
　　
　　要改善一次分配，要首先改善我們的金融結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以勞動密集的中小企業為主，金融結構也應該以能夠服務中小企業為主的地區性中小金融機構為主。當然，并不是說我國不應該有大銀行和股票市場，而是說，我們現在的金融結構和發達國家的金融結構應該有所不同，我國的金融結構應該更加注重服務中小企業。從這一角度出發，改善一次分配，增加低收入人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消費結構自然可以得到改善。當然二次分配也要進行，二次分配應該主要針對那些鰥寡孤獨和臨時性失業人群。
　　
　　人民幣國際化的冷思考
　　
　　下面談談我對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看法。這個問題目前在國內外討論都非常熱烈。中國即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將來也會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加上我國人口在全世界當中的比重，中國肯定將會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貿易體，人民幣終有一天要變成儲備貨幣。
　　
　　但是，目前我們是不是就應該往這個方向上去做呢？或者，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應該如何掌握？我覺得我們還必須從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這個現實出發，從我國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美國的21%，按照市場匯率計算是美國10%這一現實出發。我們一切政策的核心點，必須是如何不斷地提高我國的人均收入，這是我們經濟政策考慮的第一著眼點。考慮到這個政策著眼點，就會發現，如果目前加速人民幣往儲備貨幣方向去走，會有很大問題。
　　
　　因為人民幣要作為儲備貨幣，第一，人民幣必須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第二，資本帳戶必須完全放開。第三，我國資本市場必須非常發達。而從這幾點來講，我國的條件均不成熟。我國金融結構不能過渡偏重于資本市場，我國金融機構必須以地區性中小型間接金融機構為主，這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發展和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如果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資本市場完全放開，那可以想象，在未來十年、二十年內，短期投資性資本會充斥我國金融市場，不斷地流進流出，擾亂我國金融秩序。我國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確實不小，但是如果相較于國際性投資資本來講，這仍算是小數目。去年年底俄羅斯在幾個月之內就流失了超過1/3的外匯儲備。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還有很多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如果人民幣完全可自由兌換，資本帳戶完全放開，那么完全可能出現今天唱高中國，大量投機資金流入，人民幣匯率上升較多，不利于經濟增長，失業也會增加；而突然一天唱衰中國，大量外匯流出我國，這樣的大進大出不利于中國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實事求是。人民幣資本帳戶的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必須立足于中國現實，不能把其作為當前主要目標。當前我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仍必須是怎樣創造有利環境，在外部環境相對不好的情況下仍保持內部的相對穩定，然后充分利用我國的經濟發展空間，再維持20年或更長的快速增長，這樣才有利于我們實現現代化的目標。
　　
　　以上僅為一家之言，歡迎各位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