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充分利用后發優勢，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維持幾十年的高速增長。未來中國的后發優勢潛力仍然很大，中國經濟至少還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長。”18日，剛剛從世界銀行卸任的林毅夫以一場關于“新結構經濟學”的學術研討會開啟了他回國后的首次公眾亮相。
　　
　　“四年前，參加完北大的畢業典禮，我前往世行就職，當時的心情就像一個從農村走出的高中生剛到大城市讀大學，一切都是新奇的。如今，四年過去了，今天我帶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就好比我要提交的畢業論文，希望能為發展經濟學理論和發展政策提供反思。”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林毅夫如此開場。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正式就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該國際機構60多年歷史上第一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今年6月10日，結束四年任期的林毅夫回到國內。卸任前夕，林毅夫在世界銀行官方網站發表文章表示，自己將會回到北京大學教書，這是他到世行赴任前就做出的決定。
　　
　　四年世行任職，恰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林毅夫說，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提供了反思現有發展經濟學理論，開辟新研究領域的絕佳機會，這種努力有助于幫助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應付當前危機的挑戰。
　　
　　發展經濟學思潮二戰以后開始出現。第一輪思潮信奉“舊結構主義”和國家主導的發展政策，由于其主張的以政府主導產業升級的政策，在發展中國家遭遇普遍失敗，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以華盛頓共識為主流的第二輪思潮占據了發展經濟學的舞臺。然而，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強調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福音，拉美等國家就由此陷入中等國家收入陷阱。
　　
　　作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不斷推動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反思。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和經驗，林毅夫在世行任職期間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為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以及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發展機構的政策制定指出一個新的領域和方向。
　　
　　“所謂新結構經濟學，就是運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研究一個國家經濟運行結果的決定因素和發展過程中的結構變遷。”林毅夫說。
　　
　　林毅夫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也是其經濟結構不斷發展變遷的過程。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一國的產業結構。發展中國家要具有競爭優勢，就必須根據要素稟賦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進行發展。
　　
　　林毅夫強調，在推動本國選擇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時，政府發揮著十分關鍵的作用。“在任何給定的發展階段，市場都是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機制，但在經濟向更高水平的轉變中，政府需要發揮積極的、因勢利導的作用。”
　　
　　“作為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林毅夫正在實施一個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考察發展中國家快速工業化和貧困地區發展滯后的原因。”世界銀行評價說，在林毅夫任職的四年中，他加快了中國和世界銀行、各國政府的進一步溝通，特別是在制度創新方面有獨立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