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經濟中應當扮演什么角色？政府與市場的邊際在哪里？這無疑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焦點話題。
　　
　　7月21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的“CCER/CMRC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上，這個問題被在場觀眾拋給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和不久前剛離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重回北大執教的林毅夫。
　　
　　在這場報告會的提問環節，一名北大學生就中國以政府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提出了質疑：“當前中國存在顯著的腐敗問題，經濟發展是否一定要靠政府來引導？”
　　
　　對此，易綱的回答是，“我們的現狀有很多人羨慕”，對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能在30年間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是一個奇跡。但他話鋒一轉，隨即坦言：“這位同學觀察到的現象不是不存在，我認為他的觀察是有道理的。”
　　
　　易綱表示，中國的國情、民情和發展階段決定了當前的格局，“現象存在的原因是非常深刻的，也可以說我們誰也不能賴，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接著，易綱坦率陳述了自己對政府角色的理解。
　　
　　政府干預經濟的“度”在哪里？哪些干預是正常的干預？易綱把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當發揮的作用歸納為四方面：第一是保護產權與執法，第二是宏觀調控(即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第三是社會管理，第四是提供公共服務(即經濟學中公共品的概念)。
　　
　　易綱說：“如果我們的政府將來做好這四點，那么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就是合適的。”
　　
　　按照易綱的四點標準，今天中國政府發揮的作用還有很多缺位或越位的地方。但易綱對未來依然樂觀。“在座的同學誰還有和他類似的憂慮，這是憂國憂民，這是好的”，他說“我邀請你們，將來有機會的話加入公務員的隊伍。” 一時全場充滿了笑聲。
　　
　　有趣的是，易綱回答之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接過話筒，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政府應當扮演更多角色。
　　
　　針對易綱的觀點，林毅夫補充道，“這四項作用是基礎，但是只有基礎還不夠。”他說：“如果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不斷變遷，那么這個過程當中，市場失靈是必然存在的。”
　　
　　由此出發，林毅夫進一步論述：比方說，一個處于勞動力密集階段的地方經濟發展得好不好，與該地是否形成產業群聚關系緊密。產業群聚的形成，又受到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備程度與產業進入的時間的影響。如果完全依靠市場自發行為，基礎設施建設可能無法全部解決，還可能出現過多私營企業同時涌入的情況，不能形成產業群聚。
　　
　　林毅夫以突尼斯和智利兩國為例證。突尼斯在世界銀行的企業經營指標排名全球第41位，智利排在第40位。作為發展中國家，這個排名無疑非常靠前。但兩國的發展現狀不盡如人意——前者產業發展速度和創造就業速度緩慢，后者自7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沒有新產業出現。林毅夫解釋：“它沒有解決產業升級所必然帶來的問題和市場的外部性。”
　　
　　反過來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實際上與政府對地方支柱產業形成的助推作用有關系。林毅夫表示，“兩只手”配合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只“手”是以市場為基礎，使產業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解決競爭和資源配置問題。另一只“手”是政府的協調，要推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
　　
　　對于政府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腐敗、低效率和重復建設等問題，林毅夫也承認存在這些現象。但他認為“看問題還是應該看主流。”林毅夫表示，對于可能出現的不正常干預，可以用社會監督來應對，這樣才能“讓政府的助推發揮積極作用，盡量避免負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