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日前在京表示，中國進行社會經濟制度改革必須要創新，與發達國家制度的接近度不能成為衡量中國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國外的理論不適于作為中國來制定政策或國際談判的依據，中國學者要自主建立內部邏輯自洽，多種推論能與事實經驗一致的理論，來改變被動局面。
　　
　　發展中國家需要的制度不能以發達國家作判斷標準
　　
　　關于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制度改革，林毅夫表示，制度的變革是需要的，但是發展中國家需要什么樣的制度不能以發達國家作為參考對象來判斷。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并不在理想條件下進行轉型，在次優環境下，即使想進行最優的制度變革，結果可能比原來更差。
　　
　　林毅夫以90年代華盛頓共識達成前后，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來進行說明。
　　
　　“華盛頓共識”推行的就是以發達國家的制度作為標準，從發展中國家制度與之差距來界定哪些制度是扭曲的，是制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發揮的因素，然后再系統推行標準制度。但是發展中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普遍不好，經濟增長較之推行之前更慢，經濟波動較之之前更高。制度變革是需要的，但是變革必須要創新。這個創新要求首先要發展階段契合。國際上推行金融體制改革無非就是建立大銀行體系建立股票市場，但是對于發展中國家，90%以上的生產活動是中小型農戶經營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如果按照一上方式進行改革，結果是80%以上的生產活動得不到金融支持。林毅夫認為，這是從華盛頓改革后，發展中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的主要原因，因為只有大企業才能得到金融支持。
　　
　　中國的金融改革并不是應該改到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金融體制，而是必須根據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能給中小型的農戶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金融支持。我們談改革，不能簡單的拿國外的理論和經驗，而必須結合我們的發展階段和目前的結構特性，來進行研究。這樣的政策才能真正將中國的發展潛力發揮出來。
　　
　　關于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林毅夫表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不斷變遷。在這個產業和經濟機構不斷變遷的過程當中，市場失靈是必然存在的。地方經濟要發展，在一個勞動力比較密集的階段，這個地區能不能發展就跟這個地區能不能形成產業群聚有很大的關系，而不同產業群聚需要的基礎設施和這個群聚企業進駐的時間都決定這個群聚是否能形成。完全靠市場自發的話，基礎設施可能沒法依市場解決。即使地方政府對經濟過于干預飽受詬病，但不能否認的是，中國各地方政府在發展自主產業形成過程中，解決了市場失靈帶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經濟高速發展。
　　
　　政府協調產業升級過程中帶來的問題和矛盾，跟以市場為基礎形成產業發展比較優勢并行不悖，都要發揮作用。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理論框架，能界定正常干預和不正常干預，然后靠社會監督，能讓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發揮積極作用。
　　
　　林毅夫還表示，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可能造成的矛盾沖突也會越來越多。
　　
　　國外學者的研究由于囿于資料研究或者由于自身政治需求的影響，很多時候是盲人摸象甚至是指鹿為馬，而學者根據資料建立模型，只要模型內部邏輯自洽，理論模型跟事實經驗一致，即可在國際知名刊物上發表，得到廣泛傳播。利用外國的理論來制定自己的政策或是作為談判依據，中國會永遠很被動。中國學者亟需根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狀況，自己去了解現象，自己去擴建理論，去做各種理論的推論，然后檢驗這些推論是不是跟事實一致。只有這樣的理論才能比較全面，中國政策才有可靠依據，中國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且這樣的理論可以在國際上與其他理論交鋒，相互辯論，相互交流，被接受。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化被動為主動。
　　
　　中國還能保持8%增長潛力20年
　　
　　此外，林毅夫強調了了其“中國還能保持8%增長潛力20年”觀點的內在邏輯。
　　
　　林毅夫說，現在流行的兩大反駁論據都是基于歷史經驗主義，一是中國已經保持了9%的增長三十年，如果再保持8%的增速20年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長速度，而歷史上沒有國家實現過。二是有些國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長后，當使按購買力平價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現在中國已經接近這個水平。
　　
　　對于第一點，林毅夫說，中國已經維持9.9%的增速20年，這在歷史上就不曾有過。以往發展速度證明歷史上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國不能發生。
　　
　　關于第二點，林毅夫表示收入占比比收入的絕對數值更能反映經濟發展潛力。根據新結構經濟學，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靠的是技術創新，產業的不斷升級到附加價值更高的階段。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有多快靠的是發展中國家后發優勢有多大。后發優勢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經驗，減少創新成本，加快發展速度。
　　
　　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當日本在1971年和德國在1968年的人均收入達到一萬美元的時候，他們的收入水平已經是美國的65%，但是從71年至今，美國也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即使現在中國人均收入近萬美元，也只有美國收入的25%。從25%到65%還有40%的差距。
　　
　　現在的一萬美元比以前的一萬美元后發優勢大很多。2008年，大陸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臺灣地區1975年的水平，韓國1977年的水平。這個（比例）代表整個技術發展水平和美國的差距，在這個階段，日本維持了每年9。2%的增長，臺灣地區是每年8。3%的增長，韓國增長速度也超過7%。日本51年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1%，到71年的時候達到美國的65%。臺灣地區在76年的時候是美國的21%，到95年的時候達到美國的54%，韓國從71年的21%到97年達到50%。如果把這個潛力利用好，中國到2030年，人均收入將會達到美國的一半。
　　
　　林毅夫表示，這個潛力就要利用后發優勢，而不是實行趕超的政策。此外，作為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各種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在這個發展過程當中，也應該不斷深化改革，來解決問題和矛盾。進行這個長期增長潛力的分析，用短周期的政策，為下次增長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