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時候，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為了描述這次經濟危機后的歐美經濟，提出了“新常態”這個概念。“新常態”的含意主要有二點。一是歐美發達經濟再也回不到危機前的狀態了。二是低增長、高失業率將長期持續；企業利潤縮減，資本回報率降低。
　　
　　時至2012年的春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依舊愁云慘淡，全球經濟復蘇的失速更使愁緒四處蔓延，唯有美國經濟不斷呈現出凌寒獨自開的相對強勢。
　　
　　IMF于1月24日公布了《世界經濟展望（更新）》，最新預測數字顯示，2011年末至2012年初美國經濟出現的相對強勢特征，有望延續并貫穿2012年全年，進而形成2012年“金融風險局部性高企，全球經濟普遍性放緩，美國經濟周期性領跑”的整體趨勢和經濟格局。根據IMF的最新預測，2012年美國經濟有望實現1.8%的增長，雖然僅略高于2011年的1.7%，但卻是全球范圍內極少數呈現出增長率上升趨勢的經濟體。受主權債務危機造成的風險上升，金融動蕩，貿易萎縮，內需不振等因素影響，2012年全球經濟整體以及主要區域大多呈現增長率下降的頹勢。2012年增長預估值與2011年增長率的比較，顯示出美國經濟趨勢方向上的“相對強勢”；而2012年增長預估值前后兩個版本的比較，則顯示出美國經濟于債務危機升級背景中的“相對穩定性和相對優勢”。較之2011年9月的前一次報告，在2012年1月公布的最新報告中，IMF基于2011年第四季度國際金融風險積聚并爆發的最新情況，下調了絕大部分經濟體的增長預期。2012年，全球、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經濟的增長估值均較此前預期下調了0.7個百分點，而對美國經濟的增長預期卻未發生任何調整。但是，2012年美國經濟的相對強勢卻很難長期維持。周期性領跑是美國經濟周期領先于全球周期的客觀表現，是周期錯位的“階段性結果”，而一旦全球經濟隨后進入復蘇力度增強的上升周期，周期錯位帶來的美國經濟相對強勢將逐步減弱以致最終消失，全球經濟多元化的功效則將帶來新的發展格局。根據IMF的預測，2013年，美國經濟有望增長2.2%，雖然繼續呈現出復蘇動力增強的趨勢，但增幅恐將弱于滯后進入U形周期拐點的全球經濟。2013年，全球、發達市場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有望實現3.9%、1.9%和5.9%的經濟增長，較2012年增長預估值上升0.6、0.7和0.5個百分點，均高于美國經濟周期0.4個百分點的提升幅度。
　　
　　分析可知，2012年之后，美國經濟的強勢將減弱，其原因有四：一是經濟強勢將不可避免地引致美元階段性強勢，進而引致更大的貿易逆差，削弱貿易引擎在復蘇階段對經濟的助力；二是全球經濟周期緊跟美國經濟周期進入上升階段后，多元化的力量將沖抵美國的投資吸引力；三是無論2012年美國大選的結果如何，進一步降低失業率依舊是美國十分困難的任務，美國消費增長的物質基礎依舊不穩固，長期看，消費信心的維系和消費偏好的回歸也將取決于就業市場的持續表現；四是美國房市一直在觸底，卻從未真正有效反彈，次貸危機源頭市場依舊撲朔迷離，不確定性始終沒有消退。
　　
　　對于歐美經濟而言，“新常態”并非魔咒，而是經濟發展的規律使然。事實上，不僅是歐美經濟，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尤其是加入WTO十年的高增長之后，在經歷全球經濟危機尤其是經歷2008年危機后三年的財政貨幣再擴張之后，經由2011年的醞釀，自2012年開始也將迎來“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大致含義包括以下內容：一是GDP增長率和M2增長率是經濟與金融的兩個最關鍵數據，這兩個數據都將面臨下降和增長中樞回落。中國經濟將從加入WTO之后十年的GDP平均增速10.5%、M2年均增長率18.2%，回落到GDP增長8%左右，M2年均增長12%甚至更低水平。“十二?五”規劃下調經濟增長目標至7%，此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明確2012年GDP增長目標近八年來首次調至7.5%，標志著中國政府已經明確了這一“新常態”。二是中國經常賬戶順差規模與水平將迎來臺階式下降。比較優勢所支撐的加工貿易仍將持續為中國貢獻貿易順差，但自2009年一般貿易出現20億美元凈逆差之后，2010年、2011年一般貿易已經各實現貿易逆差460億美元、876億美元。2012年前兩個月即已經實現逆差373億美元。一般貿易逆差的持續累積，將拉低中國貿易順差規模。不僅如此，隨著高達1.6萬億美元FDI存量余額在中國所獲得收益的漸次匯出，收益項下的凈逆差將持續拉低中國經常賬戶的總順差水平。三是人民幣匯率將從過去10年的單邊持續升值和升值預期，轉為進入彈性調整階段。經常賬戶總水平及比例的下降，是人民幣匯率邏輯性變化的基礎原因。美元匯率是否走2002～2008年的貶值周期，則是人民幣升值是否會出現轉折變化的外因。四是外匯占款總規模將從過去年度2萬億元、3萬億元的高增長，回歸到年度約1萬億元的水平，這將改變中國貨幣供應增長機制，并拉低M2增長中樞。2011年第四季度，中國國際收支出現資本與金融項目的凈逆差，中國未來經常項目總順差水平的降低，以及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的改變，是外匯占款總流入規模將出現臺階式下降的原因。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征非常明顯，就是經濟增速放緩。
　　
　　中國經濟迎來“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也是經濟發展規律的作用，有其內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從內因講，最重要的是經濟發展的質量，經濟發展的可持續能力以及社會分配的公平性需要大幅度提升。從外因看，最重要的是世界經濟進入了“新常態”，中國經濟必然會受到影響，與其被動被影響，不如主動適應應對為好。顯然，這些都需要放緩增長率，予以調整是為可行。至本世紀20年代初，中國經濟總量將接近15萬億美元，且會一路趕超美國。對于世界其它國家來說，中國7.5%的經濟增速，實際上就相當于美國實現大約4%的經濟增長率。當前中國每11.5周所創造的經濟規模就相當一個希臘經濟。就此看來，GDP增長放緩并不會阻礙改革，而是實現改革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要實現速度有所趨緩但更均衡，更具可持續性，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也需要堅持改革。
　　
　　中國經濟“新常態”從2012年開始，其經濟含義、市場含義、政策含義還將近一步展開，但無論哪一方面的進展都離不開改革。所以說，中國經濟“新常態”除了經濟增速放緩以外，全面深入推動改革必將是其重要特征的另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不僅是速度本身的改變，背后是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的改變。中國在增長速度放緩背景下的經濟轉型，即主動適應“新常態”，將會面對防控風險和增長動力轉換兩方面的挑戰。具體看，則包括能否在增速放緩時，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長期所積累的財政、金融風險；企業能否適應較低的增長速度環境，逐步改變“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場環境，在競爭基礎上產生一批創新型大企業和大量的創新型中小企業，培育出具有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技術、知識密集型制造業與服務業；能否進一步開放市場、放寬壟斷行業特別是服務業的準入限制，為服務業的大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能否在城鄉統籌的基礎上，加快進城農民成為完整意義上的市民的進程，促進農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權益的前提下優化配置；能否通過改革開放，形成適應創新型社會建設需要的大學和科研體系；能否通過促進就業、創業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體快速成長；能否建成適應“新常態”階段發展和創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風險的現代金融體系；政府能否由增長主導型向公共服務主導型轉變等。
　　
　　世界經濟“新常態”在此次經濟危機后，由歐美發達經濟向新興市場經濟及全球經濟逐次展開，既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調整的機遇，也給中國經濟形成了防控風險的挑戰。正確認識和把握世界經濟“新常態”，是探尋世界及中國經濟未來與世界及中國資產未來的基礎背景與前提，是把握機遇，迎接挑戰的基礎與準備。世界經濟“新常態”不管你準備得如何，歡迎與否，正確切的向你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