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四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20年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積累了重重問題。重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胎動和誕生時的風風雨雨，剖析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邁過的重重關隘，有利于我們鼓足勇氣再度出發，堅定推進改革深化
　　
　　上篇
　　
　　回首來時路
　　
　　整整20年前，1993年的夏天，一個25人的寫作組聚集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上。組長是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溫家寶，起草組成員來自中央各部委，其中有十多位經濟學家。
　　
　　這個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直接領導的起草組成立于當年5月底，在隨后的半年時間里，它完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11月中旬，這份名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文件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全票通過。
　　
　　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新一輪改革的行動綱領，它將中共十四大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具體化，勾畫出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20年過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可是它的來龍去脈卻鮮為人知。
　　
　　“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
　　
　　1991年8月19日，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發布命令宣布，戈爾巴喬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總統職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國家全部權力。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前蘇聯“八一九”事件。
　　
　　當天，鄧小平就讓身邊工作人員轉告中央負責人：蘇聯今天發生的事件是緊急的事情，是一個非常事件。
　　
　　據多年后各方面信息交叉佐證，正在外地視察的江澤民緊急回京，第二天來到位于景山后街米糧庫胡同的鄧小平家中。
　　
　　鄧小平告誡這位兩年前在緊急狀態下接任總書記的晚輩，“堅持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這方面的道理要講夠。這一段總結經濟工作經驗，重點還是放在堅持改革開放上。”
　　
　　改革開放是鄧小平這位“總設計師”的堅定目標。即使中國發生了“八九政治風波”，他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也毫不退讓。
　　
　　風波平息不久，鄧小平就強調：“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他在同時任總理李鵬談話時還特別交代說：不要提以計劃經濟為主。
　　
　　但是在一些人士眼里，改革開放正是政治風波的罪魁禍首。在各種媒體上，充斥著反對“和平演變”、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它們對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疑問和詰難，對每一項改革開放的措施都要“問一問是姓社還是姓資”。有“理論家”公然在報上提出：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資本主義的改革？
　　
　　人民日報刊登文章宣稱，“階級斗爭和全面建設”是中國的“雙重任務”，“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并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反對改革的人們重新挑起計劃和市場的爭論，而且將對計劃和市場的不同看法進一步上綱為“姓‘社’姓‘資"的問題。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斷言，“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就是取消公有制，這就是說，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于是，“市場化”被斥為“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容。
　　
　　1990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不同主張的經濟學家當場激烈交鋒。反對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批評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本來應該是計劃取向的，但是搞了市場取向，導致問題叢生。薛暮橋、吳敬璉等少數經濟學家堅持市場化改革，據理力爭，呼吁應該繼續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
　　
　　座談會之后，堅持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被稱為“吳市場”。在當時的政治氣候里，“吳市場”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貶義。
　　
　　在經濟問題座談會前四個月，鄧小平與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談話時表示，“我擔心經濟滑坡。”事實上，對于市場的大規模批判已經引起社會混亂，改革停滯，企業家人心惶惶，經濟滑坡，市場蕭條，中國經濟陷入極大的困境。1989年經濟增長速度突然掉到了4.1%，1990年進一步下滑到3.8%。
　　
　　1991年初，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他同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幾次談話，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他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
　　
　　《解放日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發表了“皇甫平系列評論”，宣揚改革開放。文章指出：“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志，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如果我們仍然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皇甫平文章發表后，海內外反響強烈。然而，就像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里所說那樣，“1991年的這把火并沒有點著”。皇甫平的文章反而遭致圍攻和批判。
　　
　　北京的《當代思潮》雜志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指責“皇甫平”文章“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接著，又有幾家刊物起來呼應，指責 “改革不問姓社姓資是‘精英’們為了暗度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
　　
　　面對前蘇聯的突變和國內激烈的爭論，鄧小平冷靜觀察，沒有公開發言。他對江澤民說：“總結經驗，‘穩’這個字很重要的，但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特別要注意，根本的一條是改革開放不能丟，堅持改革開放才能抓住時機上臺階。”
　　
　　三個關鍵問題
　　
　　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國內圍繞計劃和市場的爭論也極為激烈，如何推進改革開放仍是一個問題。
　　
　　當時朱镕基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作為過去在中國社科院工作的老同事，吳敬璉向他反映了經濟學界對主流媒體批判皇甫平的不同意見。朱镕基說，皇甫平文章的基本內容，都是鄧小平春節時對他本人講的，“現在有人要批判。他們要批判到哪里去?!”
　　
　　多年以后，郭樹清在回憶文章里寫道：“始于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經過十年的順利推進，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1988年經濟過熱引發通貨膨脹，雙重體制并存導致經濟秩序陷入嚴重混亂，1989年又發生了社會動蕩和政治風波，中國改革自然地也是必然地進入了一個調整期，需要認真總結、反思，明確新的目標。”
　　
　　1991年7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林毅夫接到周小川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參加將于中南海舉行的座談會。
　　
　　當時43歲的周小川是中國銀行副行長，他的父親周建南曾任一機部副部長和機械工業部部長，是江澤民的老上級。在20世紀80年代，周小川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政策分析及許多經濟課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還曾擔任國務院體改方案領導小組成員，兼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
　　
　　周小川告訴林毅夫，要對以下三個問題做好發言準備：第一，按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資本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為何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資本主義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還表現出了勃勃生機？第二，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看法，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為何出現了前蘇聯東歐的變局，丟失了社會主義政權？第三，如何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事后人們才知道，這三個問題都是江澤民直接提出來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外交部等部門的20余位學者陸續接到了通知。他們意識到，這三個問題都是當時社會上普遍關心、也是非常敏感的問題。
　　
　　尤其是對資本主義的判斷，自從列寧在1916年斷言“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以來，“垂死論”已經成為不可懷疑的“真理”。1989年，有黨內元老在和新任一位政治局常委談話時還說，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當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政策，讓一些人士更加起勁地鼓吹“垂死論”。在這種政治氣氛下，西方資本主義“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觀點已經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
　　
　　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副總干事何方曾撰文提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里的一些論斷已經過時。1990年3月，在鄧力群主持的關于帝國主義論的座談會上，何方受到了批判和指責。
　　
　　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后，北京一家大報發表 《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重申當前中國的階級斗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
　　
　　如何認識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關系到如何判斷中國所處的時代。假如堅持“垂死論”，那么世界就仍然處于列寧所斷言的“革命與戰爭”時代，對抗和戰爭不可避免，中國的建設難以安心進行，改革開放更無從談起。
　　
　　“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大門關上”
　　
　　1991年10月中旬，正是秋風落葉時節，來自不同部門和研究機構的20余位學者走進中南海，其中經濟學家有十多位。
　　
　　史料披露，對于座談會的參加者，江澤民明確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方面比較突出，敢于說話；二是對改革開放的設計、論證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參與較多；三是找1名－2名海外學成人員。另外，還要有幾個能夠介紹并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蘇東經濟的專家。
　　
　　主持會議的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他說，我們這個會是內部研究，大家可以暢所欲言，實事求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說，會議也不做結論，主要是聽大家的意見。
　　
　　座談會首先從分析戰后資本主義發展開始。江澤民提出，為什么資本主義“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生產力還有了很大發展？這個問題不能回避。
　　
　　限于當時的環境，學者們準備的書面發言都比較謹慎。但是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與會者開始放下思想包袱，脫離發言稿。
　　
　　座談會沒有直接碰觸理論問題，而是以數字和事實討論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現狀。劉國光和吳敬璉指出，在1890年－1990年的100年里，以3.2%劃一條線，“二戰”前波動很劇烈，“二戰”結束后比較穩定。1950年－1990年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平均達到約4%，比1870年－1949年高出約2個百分點。
　　
　　深受列寧思想影響的人們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富裕發達，是建立在掠奪落后國家資源的基礎上的。可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學者甄炳禧分析道，戰后世界經濟超出預料的發展趨向，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依賴日益減少，貿易和投資的絕大部分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
　　
　　郭樹清在發言中指出，戰后西方社會結構已經從“金字塔型”轉變為“洋蔥型”，收入分配則從“倒金字塔型”轉變為“倒寶塔型”。富人比從前多了，但是特別富的人少了；物質性、金融性資本的影響削弱了，勞動力資本，特別是高級專業人員的勞動力資本的地位大大上升。
　　
　　35歲的郭樹清是與會者中最年輕的，當時是國家計委經濟研究中心副司長。此前六年，還在讀研究生的郭樹清就曾上書國務院總理，提出“全面改革亟須總體規劃”的建議。
　　
　　大量的事實說明，資本主義仍然有生命力。
　　
　　一些與會者認為，資本主義“垂而不死”的主要原因在于，戰后西方國家總結吸取了歷史教訓，對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做出了調整，充分發揮了市場和科技的巨大作用，在認真對待社會主義制度挑戰、加強福利、緩和社會矛盾等方面也做出了努力。
　　
　　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王慧炯被江澤民稱為“老班長”—他們是上海交通大學時的同班同學，年長1歲的王慧炯是大學四年級時的班長。這位由科技轉入經濟學研究的學者指出，新技術的應用使發達國家的大企業獲得了“技術租金”，改變了資本收益與工資開支的比例關系，促進了世界一體的市場形成。
　　
　　在經濟國際化的大趨勢面前，中國顯然不能閉關鎖國。時任國家體改委國外司副司長江春澤引用了智利中央銀行行長的一句話：在封閉的環境下搞現代化只能建成“烏托邦”。
　　
　　江春澤是與會者中唯一的女性，一年前她曾整理了一篇材料《外國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爭論和實踐以及對中國的計劃與市場關系的評論》，江澤民看到后十分欣賞，特意加印20份在領導層傳閱。
　　
　　國家體改委的經濟學家楊啟先談到西方發展對中國的啟示，認為必須解決好穩定與競爭的關系，按照客觀要求及時調整有關改革和措施，社會主義也可以采用一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和商品經濟的做法。
　　
　　當時宣傳上鼓動排外情緒的做法，讓有識之士深感不安。由于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吸收FDI的國際環境持續惡化，1990年，中國吸收的FDI出現了負增長，外資銳減，沿海地區、經濟特區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機。
　　
　　與會學者指出，要認真對待經濟國際化、全球化的趨勢，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國際經濟貿易活動。千萬不能把剛剛打開的門關上，無論是搞建設還是搞改革，都要了解外國，爭取最有利的國際環境。
　　
　　連續兩天的會議上，江澤民頻頻記錄，不斷插話、提問，并圍繞所提問題開展討論。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倪立羽是與會者中年齡最長者，在他發言后，江澤民說，你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直接寄給我。
　　
　　在主持人的引導下，討論式、互動式的座談會開得生動活潑。在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張卓元的記憶里，“會議充滿自由討論的氣氛，會議沒有桌簽，與會專家到會議室后自由選座位，發言順序不是預定的，都是臨時要求發言，還可隨時補充。”
　　
　　探究蘇東劇變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座談會開始進入第二個專題，討論蘇東劇變及其教訓。此時距離中共中央十三屆八中全會閉幕剛剛一周，會議決定次年四季度在北京舉行中共十四大。
　　
　　江澤民事先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主持詞：我們一定要牢牢扣住一個問題，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經濟沒有搞得很好？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的經濟基礎比西方怎么樣？有的差，有的還不差，為什么后來都不行？
　　
　　確實，與不但沒有滅亡、反而更加繁榮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截然相反，社會主義國家卻陷于危機。
　　
　　1989年下半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崩潰。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個略顯夸張的說法：社會主義的垮臺在波蘭用了十年，匈牙利用了十個月，民主德國十周，捷克斯洛伐克十天，最后在羅馬尼亞只用了十個小時。唯一幸存的蘇聯也因為“八一九事件”而搖搖欲墜，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蘇共已經解散。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認為，蘇共覆滅根本原因是兩條，一是經濟沒有搞上去，這是根本的；二是黨脫離了人民群眾。他對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建議，對中央工作也坦率地提出意見。
　　
　　這位71歲的經濟學家當時已罹患絕癥，是從醫院病房直接來參加座談會的。蔣一葦說話非常真誠，富有說服力，感動了與會者。一個月后，這位受人尊敬的經濟學家就溘然去世。
　　
　　吳敬璉、王慧炯等認為，經濟是一切的基礎，沒能把經濟搞上去，是蘇聯式社會主義失敗的根本原因。國家體改委宏觀體制司司長傅豐祥列舉了許多財政經濟數字，說明蘇聯經濟惡化的原因在于體制和政策，他指出，“二戰”剛結束時，捷克的生活水平比奧地利高10%，東德有一段時間比西德恢復發展得還好，匈牙利曾經也與西歐其他國家相差不大。
　　
　　來自外交部的專家都很熟悉蘇東的實際情況，剖析了問題的根源。崔琦說，千百萬人的價值取向和人心向背是以物質利益為基礎的，根子是體制問題、結構問題，不是工作問題。蔣本良認為，蘇共長期沒有從革命黨、國際黨的定位轉出來，是其崩潰的主要原因。
　　
　　20世紀50年代，江澤民在羅馬尼亞實習期間，認識了中國駐羅使館的蔣本良。當時在外交部歐亞司工作的李景賢記得很清楚，座談會期間江澤民向他打聽蔣本良，并讓蔣本良也來參加座談會。
　　
　　李景賢回憶說，江澤民要求每個人發言不能少于半個小時，而且只能談自己的觀點，不談部門的觀點。曾在蘇聯、俄羅斯工作30多年的李景賢發現，江澤民對于蘇東劇變的原因非常關注。1991年、1999年李景賢先后陪同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領導人訪華，江澤民每次都向對方詢問蘇聯解體的原因。
　　
　　蘇聯經濟建設失敗根本上是體制效率低下，計劃分配資源，這是大部分與會者的共識。江春澤認為，蘇聯沒有把資源配置方式與社會基本制度區分開來，總是把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看作是社會主義。
　　
　　在郭樹清看來，革命和戰爭之后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依靠政治熱情和軍事熱情難以持久，整個社會都養成巨大的惰性。等到很晚才真正啟動改革，根本的矛盾已無法自己解決。周小川對比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思維邏輯，他認為，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是分不開的，必須要靠改革開放把社會主義經濟搞上去。
　　
　　蘇東的政治問題自然引起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蔣一葦主張，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要建立起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沈晉福明確提出，中國的政治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的，但是現在感到提經濟改革，內容比較豐富，說政治改革，文件中話很少。這位來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研究員可能意識到自己失言了，對后排的記錄人員說，我的發言不要記錄。江澤民說，沒關系，我們是內部討論。同時他也回應說，我們搞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當然要不斷發展。
　　
　　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陳東琪在1988年出版《東歐經濟學概論》，還獲得全國圖書獎。可是1990年在“反資產階級精神污染”中被作為禁書停止出版。正是因為這本書的影響，陳東琪以“熟悉蘇東社會主義改革理論”的專家身份，全程參加了系列座談會。他認為，對于諸多問題江澤民已有自己的看法。
　　
　　在陳東琪的一篇文章里，記錄了江澤民的一段插話：“看來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計劃經濟那一套，存在嚴重的體制機制缺陷，關門時不知道，可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一放開，封閉的大門一打開，大家一比較，體制毛病就顯示出來了。”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之欲出
　　
　　周小川后來評論說，江澤民“為11次座談會設計了非常清晰的邏輯路線”。在厘清資本主義現狀和蘇東失敗的原因后，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入怎樣吸取關于資本主義和蘇東體制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國改革的體制目標和改革方向。從12月10日開始，座談會圍繞這個話題展開。
　　
　　“二戰”結束后，除了政治民主化，世界發展的另一大潮流是經濟市場化。尤其是1980年以來，市場化在全世界迅猛擴展。
　　
　　自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中國同樣走在經濟市場化的道路上，市場化因素不斷增加，計劃經濟體制漸趨式微。
　　
　　但是，由于中國始終堅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使得經濟體制改革總是難以堅持明確、清晰的改革方向和目標，在目標體制的選擇上爭論不休，幾經反復。“八九風波”使得反對市場化改革的聲音占據上風。主張市場化改革的人為了避免直接沖突，選用“市場取向的改革”這一提法。即使這樣，反對“市場化改革”的一方仍然步步緊逼，追問“姓社姓資”，并將“市場化改革”打上了姓“資”的標簽。
　　
　　1991年夏天,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位副主任讓幾位經濟學家為其起草一篇主張發揮市場作用的文章，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
　　
　　國務院研究中心顧問徐雪寒支持這篇文章，并寫信建議恢復“建立商品經濟”的口號。文章草成，即遇到蘇聯“八一九事件”。結果文章發表之議擱淺，文章的執筆者還受到指責。
　　
　　8月下旬，一家權威的理論刊物發表文章說： “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
　　
　　9月1日晚，江澤民在看了央視《新聞聯播》節目提前播報的《人民日報》第二天的社論提要之后，當晚下令，要《人民日報》刪去社論中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句話。不過，第二天該報發表的文章里仍然說：“我們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 “在改革問題上的兩種主張、兩個方向即兩條道路的斗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
　　
　　在連續四天的五場座談會上，話題涉及農業、鄉鎮企業、剩余勞動力就業、工業生產質量、庫存、外貿、利用外資等許多具體的經濟問題。在非常分散的議論中，江澤民反復講到：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內涵是什么？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怎么結合，要說清楚。
　　
　　楊啟先認為，計劃與市場不是誰為主、誰為輔的問題。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詳細回顧了改革以來各個時期對改革目標的不同提法，認為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改革以來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也是改革最重要的基礎。
　　
　　吳敬璉也贊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提法。此前他曾向江澤民、朱基介紹過關于計劃和市場提法演變的過程。座談會期間吳敬璉恰巧出版了一本專門論述在中國如何建立市場經濟的著作，這本完成于兩年前的書難以面世，最后更名《論競爭性市場體制》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字，并且罕見地由三個社領導簽字共同承擔風險，才最終出版。
　　
　　與會的經濟學家們都是傾向于市場經濟的，但是教育背景差異大，具體觀點不盡相同。經過討論，多數與會者認識到：現代商品經濟是有宏觀管理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商品經濟，或者說市場在宏觀調控下發揮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
　　
　　一些人還提出，應當由國內外市場信息來對經濟活動發揮引導作用，不能把責任都放在計委和信息中心。
　　
　　深諳現代經濟學的周小川指出，市場經濟體制有兩項主要功能：實現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提供兼容的激勵機制。他在發言中還巧妙地觸及到了姓“社”姓“資”的敏感話題，認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一是要改進并收縮計劃，二是要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要在堅持以公有制為主的同時，不斷發展、完善、探索新的更好的公有制實現形式。
　　
　　陳東琪、劉國光等人談到，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公有制為主體不代表都要搞成公有制。傅豐祥認為，可以搞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特別要發展公有為主的股份制；要搞活大中型企業，減輕國有企業包袱；加強股份制改造，因為這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方式，而是涉及計劃、投資、金融等方面的改革。只有產權清晰，企業才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李琮重點談了企業改革。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企業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而不是人為選擇的。中國的國有企業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必須進行改革。
　　
　　張卓元強調，要建立合理的價格結構，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的關系，總體上要堅持漸進改革，但分領域、分地區應當加快。
　　
　　郭樹清在發言中說，一個符合現代商品經濟規范的新體制的基本輪廓已經呈現在面前。在這個新體制里，一切經濟活動都必須通過市場，一切市場關系都受計劃調節，市場成為協調經濟關系的基礎機制，計劃就是間接型的宏觀管理。企業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勞動者參加生產活動并獲取與其勞動成果相符合的報酬；政府的基本經濟職責是，提供非盈利性公共服務，開展宏觀調控，對市場進行監督管理。
　　
　　“在1991年的11次座談會上，有的同志曾口頭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傾向性提法。”周小川在一篇紀念文章里寫道，“將計劃與市場關系描述為宏觀調控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關系，既能銜接又能發展十二屆三中全會‘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一提法，并強調這是一種原則上不同于傳統體制、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有其自身的新的理論框架。”
　　
　　江澤民后來也曾回憶說：1991年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研究西方經濟學。我得出結論，在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奪取政權以后，要把經濟搞上去，必須用市場經濟的辦法。
　　
　　終成正果
　　
　　1991年12月25日，存在69年的蘇聯解體，此時距離最后一次座談會僅有11天。國內“反和平演變”的呼聲高漲，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問題更加嚴峻。
　　
　　1992年1月17日，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專列南下，先后在武漢、深圳、珠海和上海發表了一系列談話。“他在這些地方成功點燃了擴大市場開放和加快發展的大火。”《鄧小平時代》這樣評論道。
　　
　　在南行的第一站武漢，鄧小平就對當地領導說，“中國不改革開放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臺。”離開的時候他又說，“你們要把我這個話整理送給黨中央。”
　　
　　在南方談話里，鄧小平明確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抵達上海不久，江澤民打來電話給他拜年。次日，在中央春節團拜會上，江澤民呼吁“大膽探索”和“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在此后的幾個月里，他先后批準下發了20多個刊登鄧小平談話的文件。
　　
　　4月21日，江澤民收到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的一封信。此前，江澤民要求國家體改委對下一步改革提出建議。陳錦華召開廣東、山東等五省體改委主任座談會，與會者都希望黨的十四大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有所突破，建議應當明確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陳錦華還在給江澤民的信中附了基辛格給他寫的一封信。這位與中國友好的美國政治家認為，當今時代變革“中心是朝向市場經濟”，“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們不約而同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總的來說，市場為持續經濟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4月30日，吳敬璉向中央領導提出一份關于改革目標模式的建議，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對社會主義改革的目標模式做出新的科學的概括”，并提出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更理想的方案。
　　
　　4月底的一個晚上，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徐匡迪應邀來到中南海。這位曾系統研究過國內外經濟學理論的院士市長后來回憶說：江澤民突然提了一個問題，我們可不可以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徐匡迪有點不敢回答，因為這個問題太大，沒有人這么說過。
　　
　　6月9日，距離十四大召開已經不足百天，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講話。他列舉了當時關于對計劃與市場和建立新經濟體制問題上的三個提法：第一個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第二個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三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江澤民說，我個人的看法，比較傾向于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
　　
　　這個講話非常敏感。因為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后，黨內對這樣的新思想還沒有準備好。在一個對措辭的微小變化都十分敏感的文化中，這個新術語不啻一顆意識形態炸彈。
　　
　　據周瑞金介紹，江澤民講話前曾征求鄧小平意見，鄧小平擔心新提法會導致黨內分裂。不過，中央黨校講話后，江澤民來到鄧小平住地匯報，鄧小平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他說，可以先發內部文件，反映好的話，就可以講。這樣十四大也就有一個主題了。
　　
　　四個月后，中共十四大正式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在目標模式確定后，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在玉泉山上，文件起草組經過近半年的工作，完成了一萬五六千字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市場經濟各個子系統改革之間的配合關系和時間順序，做了細致安排。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停滯四年的改革重新啟動，中國開始公開推進市場化進程。
　　
　　耐人尋味的是，幾乎同一時期，世界各國的市場化進程也在加速。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除了極少數幾個小國外，世界各國都實現了經濟市場化。整個世界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統一市場。美國財政部副部長薩默斯在一次會議上比喻說，“這是一場把亞洲、東歐、拉美和非洲幾十億人送上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的運動。”
　　
　　1993年以來，由于加速推進市場改革，中國經濟發生了驚人的變化。整整20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一直以超過10%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在全球排名升至第二位，人均收入迅速增加，總體上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中國沒有錯過“通往繁榮的快速電梯”。
　　
　　溫故知新
　　
　　22年過去，彈指一揮間。
　　
　　回首當年，張卓元認為，座談會的最主要成果是醞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傾向性提法，“這11次座談會把中國新體制明確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而明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江春澤認為，“市場經濟體制是任何社會通往經濟繁榮發達的必由之路。”這位年屆八旬的經濟學家在接受采訪時說，“如果20年前改革倒退，仍然懼怕市場經濟，那就很難避免蘇東國家當時的‘多米諾效應’，而一旦社會動蕩，改革與發展再打亂重來，付出的代價就要沉重得多，老百姓為此要承受的痛苦也就更多了。”
　　
　　陳東琪說，如果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不及時提出并積極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推進市場取向的體制改革，甚或倒退到計劃經濟，“我國經濟發展不僅速度沒有這么快，發展成果沒有這么大，而且也難擺脫大起大落的循環，也可能被嚴重的外部危機拖下水，陷入持續衰退之中”。
　　
　　不過，當年參加座談會的多位經濟學家認為，在世紀之交初步搭建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以后，中國改革卻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積極推進，而是放慢進度，有些方面甚至遲滯倒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競爭、包容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
　　
　　吳敬璉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1992年重啟的改革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點，就是只著重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樣，將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并提。這不但延遲了法治、民主政治等體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經濟作用、國有經濟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王慧炯、李琮等人在采訪中都提到，中國的體制至今仍然深受前蘇聯影響，一些人對前蘇聯解體的評論往往折射出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知。傅豐祥說，改革之所以越來越難，是“因為既得利益者留戀舊體制，不愿意放棄特權。當年也有特權，但是不如今天這么巨大驚人”。
　　
　　郭樹清則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所顯現的突出問題，主要根源還在于社會方面，其實質是社會管理還沒有完全從過去的舊體制轉變出來，沒有建立起適應新型市場經濟的社會體制。早在2010年，這位學者型官員就呼吁“告別狹義的改革”，以內容廣泛的社會變革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力。
　　
　　中國改革充滿挑戰，因為中國的轉型具有雙重使命：既要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又要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
　　
　　越來越多的人們通過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認識到，經濟發展起步以后，并不意味著一個社會可以順利地不斷前進，相反，由于舊制度的存在，經濟發展會使得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趨于緊張。在中國這種緊張關系更是頻繁不斷出現，因此中國改革經常面臨進與退的艱難選擇。
　　
　　自從1978年中國重啟現代化進程以來，中國改革充滿曲折。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讓這一進程再次停擺。此后復雜的國內外背景，使得中國現代化面臨中斷的危險。
　　
　　不過，通過將改革目標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順利走出困境。就像周小川所說：“這一提法所確立的中期目標為今后20年（甚至20年以上）的經濟體制改革給出了一個穩定的導向，統一了思想，避免了無休止的爭論和實踐中的徘徊，具有很強的方向性、前瞻性和推進性。”
　　
　　今天中國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另一方面資源短缺，環境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貧富差別懸殊。中國改革再度面臨艱難選擇：今后10年乃至20年的發展主要依靠什么驅動，如何推進平穩轉型，跨越中國的“卡夫丁峽谷”？
　　
　　歷史告訴人們，停滯和倒退沒有出路。“何以解憂，唯有改革”。唯一的出路就是正視中國的現實問題，解放思想，集思廣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堅持不斷的、深入的改革。這既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