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速已從2007年二季度的15%降到今年二季度7.5%，三季度增速略微回高到7.8%。雖然短期 “企穩向好”，然而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幾乎減半。其中結構調整對經濟長期發展有好處，然而經濟增速下行也使企業承擔巨大壓力。
　　
　　三方面因素把中國經濟增速拉下來。第一是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導致的全球普遍增速下滑和我國外需乏力，第二是新世紀以來國內為調控經濟過熱不斷增加的行政管制，第三是真實利率發生變化使企業面臨困難。
　　
　　經濟增速趨緩使企業和地方政府面臨“水落石出”的局面。壓在他們頭上的“石頭”有三塊：第一塊是隨收入增長不斷上升的成本，第二塊是債務壓力，第三塊就是“產能過剩”。高速增長下行后，原來支持高速增長的生產能力現在變成大問題。然而真正清理過剩產能并不容易：將工廠關掉，一些工人就沒有工作；數量過多對經濟、社會都會造成很大影響。如何看待過剩產能，實質是如何看待生產能力和市場能力的問題。
　　
　　與中國經濟體量相比，中國制造業產能巨大，遠超中國自身市場吸納能力。世行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附加值占全球17.7%，美國占17.1%；聯合國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制造業附加值占全球20.7%，美國占16.8%。兩組數據都說明中國制造業附加值份額已是第一大。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產能份額還要更大，比如制鞋業產能占62%。中國制造業產能附加值占全球20%，出口占全球11.1%，國內GDP占全球11.5%。從這三個數字可以看出，中國制造業產能巨大，“賣的能力”和國內“消化能力”嚴重不匹配。
　　
　　目前外需乏力，但也很難指望內需完全替代降低的外需。原因有四點。首先，中國很多產能一開始就不是為內需而生，尤其是多年來扭曲的匯率機制導致國內外相對價格信號出現很大誤差，使國內生產者產生錯誤價格預期，布下過多產能，這些產能很難僅靠內需消化。其次，不少地方、企業面臨“三塊石頭”的擠壓，成本壓力、債務壓力和產能壓力需要時間來消化，不可能迅速恢復高速增長。第三，寄予較大希望的城市化不會馬上刺激內需。城鎮化首先是體制機制問題，不把這些調整好，到處建新城只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最后，改革釋放紅利需要時間，因為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改革，越留在后面的，改革難度越大，要改出效果需要時間。因此，盡管中國內需已經保持高速增長，然而要寄希望于內需達到全球20%，與制造業生產能力相匹配，非常困難。在這種局面下看短期經濟問題，周其仁教授認為中國繼續開放非常重要，尤其要增強對外開放的針對性。
　　
　　中國過去的開放模式目前遇到挑戰。從建立特區到現在，中國的開放基本上是針對發達國家市場出口產品。發達國家有如下特點：第一，購買力現成。第二，商業通道現成，只要我們有能力生產出產品，香港的訂單物流配送渠道、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可以保證產品很快銷售出去。最后尤其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有相當成熟的信用體系，這也是這些年中國出口非常順利的主要原因。盡管中國建立了大量工廠，但很多市場能力卻一直借助于發達經濟體，這也是為什么香港、新加坡以及很多發達國家城市借助中國發展機遇一直繁榮的原因，也是我國工業化領先、城市化落后的原因。然而以2007年的危機為拐點，發達經濟體成熟的購買力、成熟的設施、成熟的體系遇到了全球化以來的一次大沖擊。盡管這套體系還很成熟，但是吸收新增流量的能力下降了。
　　
　　為什么中國繼續開放還有潛力？首先，進口還有很大的潛力。隨著匯率扭曲局面的改觀，人民幣較快升值，中國的旅游、境外活動、對外投資迅速升溫。我們在降低關稅、擴大進口等方面有很大潛力。另一個潛力是今天要討論的重點，就是以中國企業面向新興市場擴張帶動國內生產能力面臨新機遇。
　　
　　2007年發達國家遇到重大挫折后，全球經濟體量份額發生很大的變化。新興市場經濟總量占比從15.4%上升到29.7%，G7國家從65.4%收縮到47.3%。中國的產能原來主要面向發達國家，如果發達市場能慢慢恢復，中國企業應對起來自然是熟門熟路。然而發達國家可能陷入低速增長“新常態”，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份額正在快速增大，如果我們抓住新興市場會有大機會。中國有生產能力，然而相應市場能力是薄弱環節。我們對新興市場國家了解少、銷售能力差。新興市場國家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個很大區別是沒有現成購買力，但是有潛在購買力；沒有現成成熟的商業基礎設施以及很好的信用與服務體系，但是有改善的機會。這些都是中國的機會。
　　
　　周其仁教授指出，在全球化方面中國企業已經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華為、聯想、海爾都開始成為誕生于中國的全球公司。在東盟、中亞、東歐和非洲等地，可看到一批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當中，不僅僅購買資源，而且介入當地的投資和建設，出現以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的新苗頭。比如新疆特變電工到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投資。這些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同，雖然發展潛力很好，但缺乏基礎設施。特變電工去承包大型工程，鋪設電網、建立電站，與早年占地、買礦不同，很受當地歡迎。新疆另一家企業三寶實業，幫助中亞國家建立工業園，就像當年新加坡幫助中國建立工業園一樣。還有中亞食品研究中心，國內生產成本提高之后，將生產基地搬到中亞，把當地人送到中國來培訓，培訓完后再回到當地開拓市場，創立品牌。新疆有一批這樣公司。中亞國家固然基礎設施落后，但中國可以建設基礎設施，借錢給這些國家買中國的產品。對中國來說，“走出去”不僅是買資源賣產品，而且可以是“做好事”。這個過程又可以帶動國內產能，形成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新局面。
　　
　　微觀上看，不少企業已經有面向新興市場的動向，但仍需要兩方面政策支持，一是簡化審批，二是金融支持。金融支持要與產業結合，要為中國產能開拓海外市場提供金融支持。這方面可以學習發達國家投資經驗，比如當年谷牧副總理訪歐時，德國總理就提出可以向中國提供設備貸款。也可以支持中國在外的BOT項目。如果政策對這兩方面進行支持，中國開放也將出現“升級版”，并以此支持經濟轉型和升級。
　　
　　周其仁教授指出，未來人才趨勢也是要往新興市場走。他指出，目前經常聽到三種信息：一是大學生就業難、年輕人購房和生活成本壓力巨大，二是出國旅游的國人不斷帶回國外的商品和物業比國內便宜、相對價格條件在發生變化的信息，三是中國企業在新興市場經常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周其仁教授認為，這三方面加不到一起的信息，提示年輕人與其在國內“受煎熬”，不如找機會出去闖一闖。周其仁教授特別為聽眾介紹了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年輕時離開倫敦和維也納去埃及謀生的故事。目前國內大城市生活成本巨大，4000元人民幣在北京上海生活艱辛，但在一些暫時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首都可能生活得挺好，并可能有更好機會來歷練提高自身的能力。有膽識的年輕人應該勇于走出去，并在當地扎根實干。
　　
　　周其仁教授最后總結幾點。第一，中國經濟增速高位下行不可避免，因為過去依靠發達國家繁榮拉動外需的局面發生變化。第二，形勢變化帶來兩方面困局，一是“水落石出”后企業和地方政府要應對成本、債務、產能是三塊“石頭”，二是從整體結構看生產能力與市場能力不匹配問題突出。第三，應對這個困局的一個可能方向，是面向新興市場進行對外投資，為中國產能開拓市場。中國不能完全靠內源式發展，中國經濟的升級版離不開有針對性的擴大開放。這個過程需要的策略調整，除了簡化審批和金融支持，還要在相關人才培養方面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