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注定要被載入中國史冊，民間已經把剛剛到來的這一年稱為“新改革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劃定了中國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改革發展路線圖，而2014年是實踐運行全會精神的第一年。
　　
　　全會公報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往若干次中央全會多側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要著眼于計劃與市場、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等經濟體制改革，這次則提出治國理政的方略，強調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特別是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和突破。
　　
　　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到“決定性”的高度，充分顯示出今后主要由市場充當“運動員”，政府則主要充當“裁判員”的角色，從而厘清了政府與市場的行為邊界。全會還全面闡釋了現代市場體系的基本特征：一是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二是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三是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競爭。這樣，就明確闡述了生產者主權、消費者主權、商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為建立現代市場體系提供了理論前提。
　　
　　中國向市場化邁進的步伐不可阻擋。這對紡織工業來說是重大利好，早在1997年開始的行業結構調整，已經把紡織業置于完全的市場化之中，十多年來行業發展已經符合十八屆三中全會闡釋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們十分同情地看著鋼鐵行業在艱難地步著紡織行業的后塵，進行15年前紡織工業曾經的“壯士斷腕”，而曾經引發“國進民退”之爭的煤炭行業，也將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同樣的局面。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從2014年開始，中國將經歷一段總需求低溫期。我們正在為30年高速發展中積累的歷史垃圾還賬。因為中國尚未建立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的嚴格預算制度，所以多是行政官員先決定任期內他需要實現的幾件大事，然后再回過頭來到各個渠道去找錢。雖然這些年中國的稅收每年都有20%~30%的增長，但多是早被預支出去了。所以，中國通脹的內在本質是政府型經濟，政府的過度參與導致通脹上升和民營企業大面積虧損的格局。
　　
　　從2014年開始，這一點將逐漸而且徹底的改變。中央政府會帶頭并且約束地方政府進行“縮手”行動。企業將慢慢習慣著去看市場的臉色而不是看市長的臉色。
　　
　　對于紡織工業來說，2014年也存在一些難過的坎兒，例如制造業的過剩產能問題。據統計，過剩產能真正能影響到當下產品價值構成的不過20％～30％，基礎原料漲價是政府控制不了的，而這一部分在整個紡織品的價值構成中占到了70％。這方面鋼鐵業是一個例子，中國產能7億噸，需求只有4億噸，但并不妨礙國內鋼價的上漲。與鋼鐵不同，中國紡織行業的原材料基本可以自給，而且中國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擁有充分的競爭能力，內需并不是左右產業生存發展的唯一因素。
　　
　　以目前實體經濟2％、3％的利潤率，與動輒兩分月息的民間高利貸市場，以及收益率高達8％以上的理財市場完全不匹配，工業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資金就大量向資本產品走，土地和地產漲起來了，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工資就開始倒逼著漲。各方面成本漲上去后，最后只能強硬地推動制成品漲。但這個階段注定是短暫的，因為沒有需求來承受。中國式通脹顯現的最后階段通常是對經濟殺傷力最大的階段，企業倒閉后，就是硬著陸和通縮。
　　
　　政府顯然不能接受這種自然的經濟結構調整路徑，從2013年開始的財政收縮政策會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過去慣用的“寬財政、緊貨幣”宏觀調控模式將轉變為“收斂財政、靈活貨幣” 的政策組合。財政從擴張收斂至中性甚至適度緊縮。這樣貨幣政策結構調整的空間才可能被打開，信貸的配給制和高企的存款準備金率都可以開始放松，自然地逐步釋放資金供給和需求，經濟將可能被成功導向軟著陸。
　　
　　這是一個極為艱難的過程，但是方向堅定且目標明確。追逐高利率高回報的“以錢生錢”的風險警報已經拉響，但是實體經濟的好日子還要經過一段難熬的見底階段。
　　
　　過去一段時間，紡織實體企業已經部分異化，企業與企業之間關系異常復雜，溫州等地的企業間原以為安全的擔保融資、抵押融資，在高利貸市場崩潰后，露出千瘡百孔的面目。因此紡織企業的當家人在2014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謹慎而穩重地保證企業不要在黎明前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