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第二屆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峰會在北京正式開幕，新華都商學院理事長何志毅主持大會開幕式。本次峰會將舉行兩天時間，除主論壇外，還將舉辦主題“大師的下午茶”，“風投與中國”，“互聯網金融機遇與挑戰”，“經濟熱點與創新思維論壇”四個分論壇。
　　
　　世界銀行前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發言時表示，在80年代、90年代，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我們遵循的是把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存在的一切扭曲、用干預取消掉，采取的是一種漸進、雙軌的改革方式。雙軌的好處是維持了穩定。但腐敗、貪污、行賄，這些問題的根源也是跟我們取得雙軌制所帶來的穩定和快速發展共生的。
　　
　　以下是文字實錄：
　　
　　我就我國金融改革的方向跟一些要注意的問題談幾點我的看法。
　　
　　我們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過去這35年，經濟發展是非常好的，大家知道的數字是，平均每年增長9.8%，經濟規模增加了26倍，有6.8億人擺脫貧困，這可以說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回過頭來看這35年，在取得成績的過程當中也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一面是環境的問題，北京的霧霾，而且不僅北京，全國各地，除了霧霾影響到我們的身體健康之外，還有影響到我們社會情緒，比如像收入分配的差距越來越大，也是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霧霾環境的問題，我想跟我們的發展階段有關，因為我們還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制造業還是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它的能源使用還有排放的問題都很大，所以這方面的問題雖然我們感到不太滿意，但是是沒有辦法超越的一個發展階段。
　　
　　收入分配為什么在高速發展過程當中差距越來越大，以及在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腐敗的現象那么的普及，我覺得跟我們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采取的轉型的方式有關。在80年代、90年代，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我們遵循的是在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存在的一切扭曲、干預取消掉，我們采取的是一種漸進、雙軌的改革方式。一方面給計劃經濟時代存在的大型的資本密集的當時國有企業為主，在轉型期的必要的保護方面，放開對傳統受到抑制的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的準入，包括當時鄉鎮企業，后來民營企業，還有一些外資企業的進入。
　　
　　這種轉型方式的好處是什么？維持了穩定，不是像蘇聯東歐，他們采取休克療法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穩定的。不僅穩定，而且是進入我們中國比較優勢的產業，我們發展比較快。在穩定和發展的當中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社會上大家高度關注的收入分配的問題，以及腐敗的問題。
　　
　　為什么這樣呢？因為對傳統大型的資本很密集型的產業，重要的轉型采取的補貼，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對市場的要素干預，人為的壓低很多的要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體系上面。我們知道過去的轉型30多年，我們的金融從原來用財政代替金融的方式逐漸由市場來配制金融的資源起一定的作用，這是改革的方向。但是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金融主要是以大銀行跟股票市場為主。
　　
　　我們知道，能夠在大銀行或是股票市場融到資的，都是那些大型的企業，過去只有國有企業，現在當然也有不少民營的大企業，導致的結果是在我們國民經濟當中就業上占70%，在國內的經濟總量上可能占60%的農戶微型企業、小型企業、中型企業，借不到資金，得不到金融的服務。不僅是服務上的不平等，那些能夠在金融上融到資的，不管是股票市場，還是跟銀行的貸款，他得到的資金價格是人為壓低的，跟我們發展階段來比，它的價格是低于應該有的價格，也就是那些能夠拿到金融服務的大的企業是相對富有的人是得到國家補貼的。誰補貼他，那就是把錢放到金融服務體系，得不到金融服務的一群人是相對窮的，如果叫相對窮的人補貼相對富的人的投資經營，當然差距越來越大了，而且能夠得到這些廉價的資金，實際上是得到補貼，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講，就是產生租和尋租的行為，租和尋租的行為是經濟學的術語，用我們一般人聽到的話就是腐敗、貪污、行賄，這些問題的根源跟我們取得雙軌制所帶來的穩定和快速發展所必然共生的。
　　
　　對這樣的改革，如果我們不能把那些保護補貼消除掉，大家所關心的收入的問題，腐敗的問題就沒有辦法從根子上去鏟除。所以，為了構建和諧的社會，我們應該把改革深化，一流下來的這些保護補貼對要素市場的干預這些補貼等取消掉。我相信不久我們也可以，因為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是極端貧窮的國家，在1978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連非洲國家的1/3都還達不到，到2003年的時候，我們才剛剛邁過低收入國家的門檻，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的時候當然資本是相對短缺的，而那些大型的企業是資本相對密集的。
　　
　　資金相對短缺的國家，發展相對資金密集的行業，企業是沒自身能力的，沒有保護補貼是不行的，所以當時啟動保護補貼可以說是雪中送炭，讓我們有個穩定的經濟，我們才能夠高速地發展。但經過35年的發展，我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極端貧窮的國家，按照去年我們59.6萬億國內生產總值來計算，去年年底，我們人均收入已經達到7200美元，也就是說我們從資金極端短缺、資本極端短缺的國家變成一個中等偏上的國家，原來很多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今天講起來已經具有我們的比較優勢，而且市場上面表現也是比較好的，像汽車行業，我們現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每年生產1700多萬輛汽車，每年還有200多萬輛汽車可以出口；大型裝備業，像三一重工 、中聯重工等等他的大型設備目前可以在德國市場上和美國產品競爭，它是符合比較優勢的。符合比較優勢還繼續給它補貼，就從原來的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一些企業當然不愿意放棄。但帶來的后果就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和腐敗現象很難從根消除。所以，我覺得應該改，而且也可以改。
　　
　　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到“全面深化改革”里提到，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也就是說要讓市場由價格來配置資源，而不是過去的由行政來干預、扭曲，讓資源往特定的效率提高低的行業配置的情形。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當中大家可以看到，金融改革是個很關鍵領域的改革，對我們的金融改革怎么來改，我想有很多問題，我今天談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利率的市場化。
　　
　　我們當然知道，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關鍵點就是要讓市場的價格來配置資源，讓資源到附加值高的企業或產業，這樣他的資源使用率會比較高。利率過去是管制的，這些利率也在往市場化的方向推進，貸款利率基本放開，存款利率，小川行長這次“兩會”見記者的時候說，存款利率我想未來兩年里也會放開。我想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向，當利率尤其是貸款利率的時候也必須了解到金融業的特性。金融業的特性是很容易造成系統性風險的行業。基于金融特性，對金融行業、實體經濟或實體經濟當中某些行業的特性要給予高度的關心，對那些投機傾向的貸款者，包括借銀行的錢來買股票的，或者借銀行的錢來投機房地產市場的。有這樣投機傾向的貸款者并不見得愿意付更高的利息就應該把錢貸給他。
　　
　　今天早上講的羅伯特·希勒先生寫了一本非理性的書，《非理性繁榮》他講大量的資金進入到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如果允許大量的資金進入這兩個市場，容易形成股市泡沫、房地產泡沫，在泡沫上升時期，如果他愿意付很高的利息，你就愿意把錢貸給他的話，有一段時間泡沫會加速上漲，我們知道泡沫沒有不破滅的，等到泡沫破滅的時候就是系統性金融危機來臨的時候。所以，在談到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我們對那些有投機性行業貸款的流向也必須高度地關注。銀行對這方面的貸款行為必須有一定的約束，才能夠讓這種系統性的風險避免辦法或者產生的時候不會變成整個金融危機。
　　
　　第二，債市的發展。
　　
　　公司債的發展當然也是金融改革一個很重要的方向，照理說公司債在理想狀況之下，讓那些經營比較好的企業可以不通過銀行的中介直接面對資金的供給者，然后對貸款者來講，他可以減少手續費，所以它的貸款利息可以比較低，對資金擁有者也沒有必要把銀行的錢借給資金比較好的企業，他的回報率可以高一點，當然是會有一點風險的，但對資金比較好的企業來講高風險和高回報是對稱的，所以債市的發展對儲蓄者、資金擁有者來講是比較有好處的，對資源配置和金融來講也是有好處的。
　　
　　在我國債市這幾年發展也比較快，尤其是在存款利率放開情況下，公司債的發展確實給儲蓄者提供了比較高回報的機會。但目前在我國債市發展當中也出現了一些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就是過去這幾年，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本來是跟銀行借錢，進行各種地方基礎設施的建設。地方投資平臺債務太高了，引起社會的關注，為了減少銀行的杠桿和風險，銀行就對這些地方投資平臺的貸款急劇壓縮。導致的結果就是，地方投資平臺他就到債市市場上用各種金融產品來借貸。
　　
　　我們知道，地方投資平臺它實際上是地方政府的一個行為，而地方政府的行為一是他的預算約束是比較軟的，只要能得到錢他不太在乎利息的高低，所以他愿意付高利。第二，地方政府的債是準公債，所以基本上是隱性擔保，是沒有風險的。倒過來，地方投資平臺的債在利率和風險上都勝過公司的債，公司債的利息有時候不能像地方投資平臺付的那么高，而且公司債也有風險。導致的結果就是，本來發行債市，利率市場化的目的是讓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入在經營效益比較高的民營經濟去流動，但在這種扭曲狀況之下，通過過去這一兩年我們看到的情形是，更多的錢通過債市轉向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在金融改革的方向上也必須深化。應該讓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基礎設施上面所需要的資金，通過地方政府的債而不是投資平臺的公司債來發行。地方政府的債由地方做擔保，所以它的利率應該是低的，因為它風險低。然后和公司債務分開，公司債有點風險，它利率高，這樣在風險和利率當中有一個平衡，不會形成像現在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不管在風險還是利率上都勝過公司債，導致資金不是往我們所預期的方向流動。
　　
　　第三，金融結構。
　　
　　到目前為止，國內討論金融改革，利率的放開討論比較多，但我認為金融結構的改革，實際上可能比利率的放開更重要。我們現在70%的就業和60%的國內生產活動是由農戶，是微型、小型、中型企業從事。而目前這些企業從銀行、股市、債市上是借不到錢的。而金融改革的目標，是讓資金配置到那些社會回報最高，經濟回報也最高的行業和企業。前面所講的農業或微型、小型、中型企業其實資金回報率越高創造，就業率越高，實際也是我們最有競爭力的行業。怎樣解決他們的資金和金融服務的需求，我想一方面當然應該鼓勵現有的大銀行或中型銀行進行經濟模式的創新，比如利用產業集群內部所用的信息，利用龍頭企業所擁有的信息給他的相關行業提供擔保來貸款。
　　
　　有一些中型銀行在這些方面做了不少的嘗試，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應該發展適合地區性的農戶和微型、中型企業融資需求的地區性的中小銀行。對這點認識，在2005年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已經認識到，談到要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不過當時的政策有個不合理的地方是，地區性的中小銀行必須現有商業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現在商業銀行大部分是往大城市集中，他已經撤離農村三線城市，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導致政策推行非常難。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里提到，下一步在發展這種地區性中小金融機構的時候有一個，只要他的投資者是合格的，是在資金上，信譽上合格的民營企業就可以來開地區性的中小銀行，而不是像現在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戰略投資者的要求，我想這個要真能落實的話，才能夠更好地解決這些農戶和微型、小型、中型企業的貸款需求。
　　
　　第四，現代的技術。
　　
　　現代的技術就是互聯網。剛才羅伯特·希勒談到，因為現代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資金使用者和資金擁有者信息不對稱，還有時間上的不對稱，我給的是現金，你給的是承諾，一年后還錢。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增加信息的擁有度減少他貸款的風險。網上是擁有大量企業的信息和個人的信息，并且互聯網還有個好處，它的GRE費用非常低，因此就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眾籌和眾貸變成可能。基于這樣的發展，對我們現有銀行和現有的金融機構會產生競爭作用。但隨著新技術的產生，這種競爭是好的，所以，基于互聯網為基礎的金融我想我們還是應該大膽地嘗試，在避免他可能出現風險的同時也應該創造一個合理的政策環境，讓它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
　　
　　第五，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
　　
　　這是老問題了，金融最大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但在目前經濟活動當中其實還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包括銀行所擁有的客戶信息，稅務部門、民政部門擁有的信息，如果他們把這些信息集中起來，提供給銀行和金融機構做參考的話，那么在貸款各方面，在融資各方面就可以把好的貸款者和壞的貸款者區分開，如果這兩者不區分開的話，就很可能會出現諾貝爾獎獲得者阿柯洛所講的“壞的貸款者驅逐了好的貸款者，結果這個市場就不存在了”。
　　
　　關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也談了好多年了，尤其是現在有了互聯網技術，把各種分散的信息技術集中在一起，它的成本是大量降低的，這也是我們在金融發展上面應該有的一個必要方向。我前面講的應該是我們深化改革當中的一個側面，還有很多。時間的限制我不能一一闡述，但這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了。如果真能做好，我相信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就會是一個比較有效的體系。那么中國還有可能繼續維持穩定、健康、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