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經濟增長“新常態”，這一概念迅速在經濟學者中引發熱議。“新常態”究竟意味著什么，中國經濟為什么進入了“新常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又將如何應對挑戰？《中國經濟周刊》就此采訪了多位經濟學者。

　　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劇錦文看來，當轉型升級的階段結束后，經濟將有可能進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態發展階段，但發展的質量會更好，更穩定，更有持續性。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也表示，中國經濟增長“新常態”的提出，是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

　　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司長陳文玲則表示，經濟體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觀規律、世界規律，經濟中高速增長將會成為一個新常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認為，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底在何處”，還沒有探明。要力爭在今后一兩年內，找到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在改革中形成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對話

　　嘉賓

　　“新常態”：經濟增速的轉軌換段

　　劇錦文：新常態實際上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包括經濟增速的放緩和經濟質量的提升兩個內涵。早期，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比較高，但是經濟基數較低，在此基礎上增長，增速很快。而今，我國經濟的基數和基本面已經有了很大的擴展，要實現高增速相對困難。

　　此外，由于過去經濟增長為數量型增長，即主要通過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投入拉動的增長。而今，經濟發展轉變為以質量為基礎的增長，需要通過技術進步等要素驅動。因此，當轉型升級的階段結束后，經濟將有可能進入7% ~ 8%的中高速的新常態發展階段，但發展的質量會更好，更有持續性。

　　牛犁：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最大的一個特征就是經濟增速的轉軌換段。以國際經濟危機為分水嶺，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產生了根本性變化。從經濟增長速度來看，由原來持續30多年GDP平均增速9.8%，過渡到目前7%到8%的中高速的增長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面臨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

　　劉世錦：從大的背景看，我國經濟仍處在由過去10%左右的高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這個中高速增長的“底在何處”，還沒有探明。要力爭在今后一兩年內，找到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可以形容中國經濟進入“經濟增長的新常態”，或者 中高速穩定增長期。

　　當前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具備若干特征：第一，經濟增長從原來的10%左右，逐步過渡并穩定在新的均衡點上，如7%左右；第二，經濟結構呈現轉折性變化，增長將更多依托消費、服務業和內需帶動；第三，產業升級和創新驅動加快，資源環境壓力舒緩，增長的可持續性增強，勞動生產率提升能有效抵減要素成本上升的影響；第四，經濟增長能夠提供相對充裕的工作崗位，產業調整與人力資本結構基本適應；第五，財政、金融、產業等方面的風險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步化解；第六，企業總體上能夠實現穩定盈利，政府財政和居民收入保持穩定增長，中等收入群體穩步擴大。

　　經濟體量大，經濟降速是客觀規律

　　劉世錦：增長速度與結構轉換密不可分。回顧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發展歷程，可以觀察到一個規律，即消費增長基本穩定，未出現大的起落；出口對增長的直接影響不是很確定，總體上說影響占比不大；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是投資增長，而高投資很大程度上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行情 專區)投資拉動。

　　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拉動的制造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產能過剩嚴重，這些行業的投資增速也相應下降。由此可知，即隨著主要由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驅動的投資高增長的結束，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時代也相應結束，增長階段的轉換勢在必行。

　　牛犁：從國際經驗來看，許多國家在經濟轉軌換段的過程中，往往直接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日本、韓國從高速增長期回落時，下降幅度接近一半。而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仍處于中高速階段，有兩個基礎支持：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區域之間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差距恰恰是發展的潛力。如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東部地區部分喪失了比較優勢的產業，仍然可以轉移到西部去。而日本、韓國等國則只能將產業轉出去，形成了“產業空心化”的現象。

　　第二，盡管目前人口紅利已經到達了峰值和拐點，然而我國的儲蓄率仍然高達 48%以上。這在國際上絕無僅有。因此，資本積累對于增長貢獻的潛力仍然很大。

　　所以我國經濟發展還能保持相對高的發展速度，而非直接下落到中速增長。

　　陳文玲：在中國經濟體量越來越大時，經濟增速下行，我覺得有四方面原因：

　　第一，當一個經濟體經過經濟起飛、高速發展后都會產生回落，美、日、德等國均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體量大，增速下行是客觀規律、世界規律，因此將會成為一個新常態。

　　第二，勞動力紅利、制度紅利、資源紅利和環境紅利等因素對于經濟發展的支撐力不可能永遠保持在高水平上。目前，經濟發展的重心已轉變為調整經濟結構，同時修復、改善和建設生態環境。在此過程中，經濟適度的降速和下行也是為配合結構調整，可說是我們主動為之。

　　第三，社會治理成本在不斷加大。近年來，我國一直在補民生這一短板。包括投資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醫保體系以及正在建立的養老體系等。解決一系列的民生和社會問題需要付出成本，這個成本也會導致經濟適度的下行。

　　第四， 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后，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成為引領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外部不確定因素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影響。盡管美國經濟復蘇、歐洲經濟回暖、日本經濟脫離20年衰退期，但它們依靠的是高債務、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鄰為壑等一系列不考慮全球利益的經濟政策。中國受外部影響很大，也是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之一。

　　五方面推進改革，激發中國經濟內生動力

　　劇錦文：首先，還是要強調釋放改革紅利，提升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制度改革應當是全方位的，其核心還是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要實現經濟增長質量和增長模式的轉變，將由要素驅動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技術進步等效率驅動的經濟增長。

　　第三，要利用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在依靠內需的同時，積極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如建立自由貿易區，發展絲綢之路經濟帶等方式。

　　牛犁：從短期來看，應當通過改革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解決經濟體制機制中存在的矛盾。總的來說還是要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例如減少行政審批、放寬市場準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推進結構性減稅，激發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

　　而長期來看，最核心的仍然是如何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即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世界上許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城市產生了新的二元結構，兩極分化嚴重，富人聚集區和貧民窟并存，社會犯罪率升高等問題。未來中國要避免這些問題，改善各種突出矛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終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劉世錦：今后一個時期應著力從五方面推進改革：

　　一是防控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當前財政金融風險隱患集中在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產能過剩行業等領域。應正確處理局部風險和全局風險的關系，通過改革強化約束、增進效率，以局部風險的有序釋放爭取不出現系統性風險。

　　二是以破除行政性壟斷、促進競爭為重點加快基礎產業領域改革。具體來說，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基礎產業領域，放進去一兩個大的競爭者，能夠產生有效競爭。

　　三是以降低成本為重點促進企業盈利模式轉換。當前對企業轉型升級形成嚴重制約的是六項成本，即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金成本、流通成本、知識產權保護成本和準入成本，亟待相關改革的深入和突破。

　　四是以服務業為重點，加快對外開放和對內放開。服務業是中國下一步增長潛力最大、新增長點眾多的領域。要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著力推動服務業的對外開放。

　　五是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必須汲取一些國家“產業空心化”的教訓，毫不動搖地發展制造業，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逐步實現由低成本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