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個別政治家為了各種目的，提出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但是就整個決策層來說，美國不大可能把貿易保護作為一種國家決策。對我們來說，金融危機是個提醒，不管有沒有貿易保護主義，把一個大國的經濟過分建立在外部需求上，是比較被動的。把經濟拉動力量建立在內需，尤其是居民的消費需求上，經濟增長才更可靠、穩妥。

　　當中國派出龐大采購團去“買歐洲貨”時，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經濟振興方案中，卻赫然寫進了“買美國貨”的條款，兩廂形成鮮明對比。歐洲的領袖們和其他地方的人士，都嚴厲譴責奧巴馬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做法。不少人擔心，美國為了盡快躲過金融危機，會全面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這種擔心有道理，不過，這是一場虛驚，奧巴馬不會豎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也不會真的搞貿易保護主義。理由可以列出如下四點：

　　第一，美國是自由貿易規則的主要鼓吹者和制定者。自由貿易政策，是在與貿易保護主義反復較量中確立和被接受的，美國在其中發揮了實際的主導者角色。過去幾十年的經歷表明，美國遵守WTO的自由貿易規則的記錄不錯，盡管美國的規矩是“國內法”高于“國際法”，但是，美國尊重并遵守了WTO對它與其他國家貿易糾紛的有關裁決。美國人也深知，貿易保護主義是一柄“雙刃劍”，“以鄰為壑”，必然招致他人報復。美國恐怕也不想毀了他的“一世英名”，不想失去作為世界自由貿易領導者的地位。

　　第二，美國是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基于自由貿易的分工，美國放棄了從紡織品、機電產品到計算機制造等傳統產業，轉而把資源投入到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這些領域，美國才具有新的、更突出的比較優勢。如果沒有這種轉移和新產業的開發，美國就不會一直領先世界。同樣，美國也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如果美國身體力行，力推貿易保護，其他國家就會仿效，最受不了的還是美國。因為美國對世界的依賴程度，不但遠遠高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高于歐洲。美國的人力資源成本太貴，如果美國生產電視，美國人是不是還能看得起電視，恐怕就是個問題了。

　　美國的老百姓，有一部分可能會支持貿易保護，如某些制造業的工人。但是，一旦真的要“美國制造”，就像那本暢銷書《離開中國制造的一年》所描述的那樣，他們會發現，離開中國制造，他們的日子沒法過，最后還得回到自由貿易。美國人早已習慣了買中國貨、日本貨等外國貨。

　　第三，美國的決策層，是由自由貿易者主導的。奧巴馬政府的決策層，比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財政部長蓋特納等，受到的教育，都是主張自由貿易的主流經濟學。即使個別政治家為了各種目的，會提出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但是就整個決策層來說，似乎不大可能把貿易保護作為一種國家決策。

　　比如金融業，是最具有美國特色的產業，也是美國最具比較優勢的產業之一。即便有金融危機，美國還得依賴這個龐大的產業。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金融業繼續開放，外國資本繼續自由進出美國。如果采取保護政策，美國的金融業反而會更危險。比如，美國人一直在動員中國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難道就不怕我們要挾它么？自由貿易就是建立在相信對方跟自己擁有同樣智慧的基礎之上的。

　　第四，所謂“買美國貨”的條款，不過是為了安撫某些受金融危機沖擊的行業的“政治秀”，是一種姿態而已。比如美國汽車業，面臨巨大困難，處于破產邊緣。為什么？除了金融危機，就是因為自由貿易，外國車進入美國沒有任何障礙。可是，即使如此，我們甚至還聽到了克魯格曼等人主張放棄汽車產業的聲音，也沒有聽到限制進口外國車，鼓勵買美國車的政策。因為美國制造的汽車沒有比較優勢，放棄這個產業是遲早的事。

　　進一步地來說，在全球化時代，根本沒有純粹的“國貨”，比如芭比娃娃和波音飛機，被認為是美國貨，可是芭比娃娃在十幾個國家合作生產，波音飛機，由幾十個國家共同制造，都不完全是美國貨。

　　所以，美國不會真推貿易保護主義，最多不過是來點小兒科。一個小小的“買美國貨”條款，就掀起軒然大波，也從反面說明，人們并不真的相信奧巴馬真要推行貿易保護。要是換了其他國家，人們會有如此激烈反應么？其他國家類似條款也有，或者悶聲做，沒有寫成條文，誰敢說自己就那么干凈。

　　必須承認，如果沒有自由貿易，沒有開放，中國經濟不可能取得如此驕人的成就。可是，金融危機是個提醒，不管有沒有貿易保護主義，把一個大國的經濟過分建立在外部需求上，至少是比較被動的。把經濟的拉動力量，建立在內需，尤其是居民的消費需求上，經濟的增長才更可靠、穩妥。

　　可是，為什么內需一直不振？因為在整個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居民的收入份額過低。調整收入分配的結構，是保證中國經濟繼續健康成長的必須。

　　所以，一方面，我們不必過分擔心外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也不要把自身存在的問題，都歸結為外國搞貿易保護。不管別人搞不搞貿易保護，我們的分配結構都要改變，只有富民，才能真正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