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斯諾、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考克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主席魯本·杰弗里三世、美國財政部主管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蒂姆·亞當斯、本月3日剛剛就任的美國財政部常駐中國財經事務專員戴維·洛文杰……加上參加第六輪中美紡織品談判的美方代表團，中國大概從來沒有在同一時間接待過如此眾多的美國政府財經部門重量級人物，等待著他們的是15至16日在香河舉行的第七屆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以及16日至17日的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會議。
 
　　對話的問題和方式將決定對話成敗

　　在正常情況下，無論是對于當事國人民及其政府，還是對于整個世界；無論是出于經濟利益，還是為了增進安全；中美兩個經貿關系如此密切的大國加強經濟對話應該屬于好事，但對話的問題和方式將決定對話的成敗。根據有關媒體報道，亞當斯在行前曾經將此次來華對話內容歸納為3個方面：

　　第一，搜集相關信息，擬定報告，決定是否將中國列入操縱匯率以獲取不正當貿易優勢的國家行列。亞當斯聲稱，斯諾此次從中國得到的承諾將決定美國是否將中國納入貨幣操縱國。

　　第二，與中國人合作，以便使他們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一種更強調消費和內需作用的經濟增長模式。

　　第三，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美國的金融服務公司在這種發展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需要學會抱著平等的態度開展磋商

　　我們無需懷疑美國決策層對推進中美經濟對話的重視，但從亞當斯先生歸納的第一項議題可以看出，美方實在是還沒有真正學會如何抱著平等的態度與中國開展磋商，這是美國在國際經濟對話、協調中最大的問題，無論是在久拖不決的紡織品爭端中，還是在匯率議題上，我們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在紡織品談判問題上，美方國內將貿易問題政治化且無視國際準則的傾向，讓人們幾乎不敢對以美國為對手的談判寄予太高期望。在匯率議題上，約束中美兩國相互之間在貨幣事務上關系的規則只能是《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及其衍生規則，而不可能是哪一個國家單方面制定的國內法，翻遍《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我們找不出一項條款授權美國可以自行立法認定貨幣操縱國并對其加以制裁。

　　作好最壞的準備才能贏得最好的結果

　　就絕對數字而言，中國將在今年創造其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巨額貿易順差。我國今年1至8月累計出口4763億美元，同比增長32.2%；進口4155億美元，同比增長15.0%；累計貿易順差高達608億美元。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筆貿易順差的相對規模并不算十分驚人，用貿易差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比重來衡量，今年1至8月為6.8%，雖然遠遠高于去年全年2.8%的水平，但在1990年至2004年的15年中，有4年貿易順差相對規模超過了今年1至8月，今年的這項指標僅僅相當于歷史最高紀錄的一半而已。

　　最重要的是，這筆順差的來源并不是什么貨幣操縱，而是我國國內宏觀經濟走勢與主要貿易伙伴不同步。今年我國GDP增長速度雖然可望保持在9%以上，超過此前的普遍預期，但2002年下半年以來的經濟周期上升態勢可能已經發生了轉折；而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貿易伙伴國內經濟仍然處于高增長期。正因為中國國內經濟降溫，內需不振，進口需求萎靡，出口增幅則因貨物紛紛轉向海外市場而迅速提升，兩項作用共同促使今年中國貿易順差急劇擴大。尤其是就美國而言，美國國民儲蓄的巨大赤字決定了這個國家必然要經受巨大的貿易赤字，即使對華貿易逆差縮小，對其他國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不審視自身問題而一味苛責中國貨幣操縱，實屬緣木求魚。

　　當然，美方設定的議題并非全無道理，在我看來，至少第二項議題與中國人合作，以便使他們由出口帶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向一種更強調消費和內需作用的經濟增長模式就頗為合理，問題是這種轉變需要時間。中國確實需要確立內需為本的原則，但我國內需增長相對疲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收入分配失衡，盡管我國政策已經開始向促進緩解這一失衡的方向努力，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時間，美方指望一蹴而就必然要落空。

　　無論是在紡織品爭端還是其他議題上，我們都期待與美方進行坦誠、冷靜、理智的對話，實現中美經貿合作的雙贏；當然，我們同時也應該為任何可能的結果作好準備，畢竟只有作好最壞的準備才能贏得最好的結果。

　　作者：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