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有一個共同的直接原因，就是增長模式。
 
　　需求結構有問題
 
　　內部失衡產生的根源是中國的增長模式有缺陷。
 
　　21世紀后，各個地方都大搞兩項工程，一個叫形象工程，各地大量拆遷，修樓堂館所、大體育場、道路；另一個是政績工程，著重于投資大的重化工業項目。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該增長模式不對，于是出現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現在經濟沒有過熱，因為我們正進入一個重化工業化的時代，這個時代要靠大量的重化工業的投資項目來拉動經濟增長。另一種認為，這一套觀點是陳舊的，是從蘇聯來的，是斯大林所謂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而筆者認為，西方國家早期工業化時期采用的增長模式，已經被否定了，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從蘇聯又把它繼承下來。

    本世紀初，各地、各省制定的規劃、接受的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是一個過時的工業化道路和增長模式。增長方式、發展方式、增長模式是一回事。
 
　　18世紀至19世紀后期，西方國家早期經濟增長的主要內容是，用機器代替手工勞動，這就需要發展機器制造業和重化工業，而這些工業都是資本密集型的，所以整個經濟的驅動因素是資本積累。該增長方式的理論代表是“哈羅德-多馬的投資驅動增長模型”。這種增長方式，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應該很熟悉，馬克思做出“資本主義就要滅亡”的結論，正是從分析這種資本主義早期增長方式得出的。分析的中心環節叫“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就是說在總資本構成中，物資資本的比重不斷提高，由此推論出無產階級貧困化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

    19世紀后期，西方先行的工業化國家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動--增長模式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資本驅動變成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而不再靠資源和資本積累提高效率，這使早期經濟增長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得到了緩解。

    我們經常說“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三大動力是投資、出口和消費”。這句話的背景是市場經濟是受需求約束的，需求由投資、出口和消費三個因素構成。如果需求限制了增長速度，就要看這三個因素能不能變化。但并非任何時候都是由需求造成的。

    凱恩斯主義的問題就在這里，他認為經濟危機就是因為需求不足，于是增加需求。但到了70年代出現了新問題，又滯又脹。一方面停滯，增長上不去，另一方面需求過大，造成物價上漲。所以，到了80年代后出現新自由主義。

    中國現在總的情況不是需求不夠，而是需求的結構有問題。為什么出現結構問題，為什么出現需求失衡？就是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靠出口來補，現在出口的需求變成拉動、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它又造成一系列的問題。

    關于如何提高效率，“十一五”講了四點：第一，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第二，大力發展服務業。這也是從人家怎么轉變增長方式學來的。按照傳統的看法，到了工業化后期，超前發展的將是重工業，結果20世紀的情況不是這樣，超前發展的是服務業。服務業的附加值高，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資，所以“十一五”規劃強調發展的是服務業。第三，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第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四條的目的都是要轉變增長方式。

    增長模式的缺陷
 
　　外部失衡的原因是增長模式的缺陷，針對這個缺陷“十一五”規定，提高出口的附加值。但從“十一五”的執行情況來看，跟原來的設想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十一五”規定有兩個約束性指標，一個是排放，一個是單位GDP的能源消耗，可2006年兩個約束性指標都沒有執行，其他的要求執行得也不太好。

    我去浙江的時候，領導同志說，他們原來想把服務業的比重提高5個百分點，但從2006年的執行情況和2007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不但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本來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就低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國家，甚至低于像印度這樣的低收入國家。我們希望能夠在“十一五”有一個比較大的提高。普查后，全國GDP中服務業的比重是40%，經過這兩年降到低于40%。這里存在問題，如果增長方式不能轉變，那前面講的內外失衡問題不但不能修補，而且會加劇。

    體制性障礙
 
　　我們10年沒有轉換過增長方式，所以“十一五”又提出來，認為主要的問題在于體制性障礙。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講，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是靠市場自由競爭形成的價格配置資源。十二屆三中全會里講，市場經濟中的價格是由競爭形成的，這個價格不但反映成本，而且反映供求。反映供求的價格就能使得資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

    首先，舊體制不是市場配置資源。各級政府掌握著配置資源的權力，兩個很重要的資源都是由政府配置，一個是土地，另一個是資本。資本來源是貸款，雖然是銀行貸的，但是銀行改革沒有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級政府在決策。

    其次，GDP的增長速度是各級黨政領導衡量政績的主要指標。
 
　　再次，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跟物質生產的狀況直接掛鉤。從收入來說，我們財政收入的一半是增值稅，增值稅是生產型增值稅，直接跟物質生產掛鉤；從支出來說，政府主要公共品的支出責任過度地在縣和縣以下，不管收入和支出都決定了各級政府要拼命地搞GDP，否則財政的日子就過不下去。

    另外，行政定價占了很大比重，而且要素價格大部分是由行政規定的，而行政規定是沿襲著計劃經濟的傳統，低價政策，這種定價扭曲了自然配置，而且鼓勵高耗費。舉一個例子，利息規定得太低就鼓勵了投資。稍有一點通貨膨脹，實際利率就變成負的，存款越存越少。

    這是體制性障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轉變增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