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人民幣升值是否會促進出口企業轉型？

　　黃亞生:現在有一個非常普遍的觀點：之所以中國沒有高技術企業，是因為我們出口做得太多，所以我們要通過升值來調整產業結構，去壓制出口。我覺得這沒有任何道理，這就好比，一個學生語文成績很好、數學成績不好，老師為了提高他的數學成績，就把他的語文成績搞差。從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日本、韓國，包括臺灣省，都是靠出口導向發展的，但一點沒妨礙技術進步。

　　中國企業技術發展的主要障礙是金融體制的問題。世界銀行做過一項研究，回顧了中國1990年代初至今出口結構的變化，如果僅看產品結構的變化，確實是從制鞋、制襪這些行業逐漸發展到計算機等高科技產品的出口，但是如果從產品的技術含量來看，產品的技術含量最多的部分全是進口的，本國加工的這部分產品的技術含量在這么多年里幾乎沒有什么變化。中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有很大的不足。

　　我不同意通過升值來促進出口企業的技術升級。首先，匯率從來是一個宏觀經濟的政策，不是一個微觀經濟的政策。其次，如果出口企業長期沒有提高技術含量的話，我們應該分析的是這個問題的深層原因，包括金融體制和勞動力市場的問題，這是更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不贊成犧牲中國出口企業的利益。通貨膨脹并不是由它們造成，犧牲它們達不到宏觀經濟穩定的目標。微觀上，匯率升值也不能改變創新技術方面的問題。

　　《21世紀》：有人認為，企業的技術水平是良莠不齊的，升值會產生優勝劣汰的效果，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觀點？

　　黃亞生：企業的平均技術水平是很低的，其中有比較杰出的企業，像聯想、海爾是不錯的。中國進行了30年的經濟改革，保持8%-10%的經濟增長，為什么非常杰出的企業就這么幾家？有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的企業是非常杰出的，我就讓他們舉個例子，一般都只能舉出聯想、華為。了解國際商務的人士，讓他們講講印度的企業，至少能說出五六個。日本在1980年代末期，在國際上有競爭能力的企業也有很多家。

　　在缺少其他的更詳細的數據的情況下，海外投資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微觀競爭能力的一個指標。但是，在計算海外投資的時候，要排除那些能源和壟斷企業的投資。從這點上來看，印度遠遠領先于中國，而且不只是差10%、20%，而是差幾倍。所以，從微觀條件來講，中國根本不具備人民幣升值的條件，如果現在要大幅升值，影響將是毀滅性的，受到打擊的將是出口企業和就業。

　　當然，人民幣現在確實面臨著很強大的國際壓力，但這種壓力的根源在于中國的消費上不去，過于依賴國外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更符合邏輯的結論應該是發展國內市場，用其它方式來消化國外的壓力，而不僅僅是把升值作為應對方法。中國的內需非常弱，農村市場很大，但由于人民收入很低，增長很慢，這個市場并沒有被開發出來。所以我們應當首先想到，是如何增加消費和收入，增進社會福利、減稅。

　　《21世紀》：升值確實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很多考驗，但是升值的壓力似乎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必經之路，您如何看待升值和經濟發展階段的關系？

　　黃亞生：從東亞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升值確實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但是中國不太符合這樣的規律，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企業是在微觀基礎很差的情況下，面臨強大的升值壓力。對比日本企業來看，當年日本企業面臨升值壓力的時候，豐田、本田、索尼這些公司的技術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很高的，已經在全球范圍進行運作。而我國的企業則是在管理水平、技術水平非常低的情況下，面臨跟當時日本企業一樣的升值壓力。

　　同時，日本企業當時消化升值壓力的渠道我們都不具備。首先是技術升級，從工商聯2004年到最近所做的調查來看，民營企業對于研發的投資沒有什么改善。海外投資是日本企業過去消化升值的另一個手段，中國企業也沒有采取。企業要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才能夠進行海外投資，而中國的民營企業遠遠沒有達到這樣的管理能力。而對于那些在海外有投資的企業，它們在海外投資的資金規模非常小。

　　在日本企業技術、管理達到高水平，并且已經培養出一批跨國公司的情況下，日元的升值對很多中小企業還是有很大的打擊，在1980年代，日本很多中小企業都破產了，升值對它的經濟的破壞性也是很大的，由此可以想象，中國會是什么一種情況。當然，日元當時的升值速度比中國的人民幣升值要快。但是，中國的微觀基礎卻跟日本當時差得很遠。

　　中國很多出口企業長期形成了政策依賴，讓它們迅速轉型是非常困難的。政策依賴當中，出口退稅是最直接的依賴，但是更根本的是相對過剩的勞動力供給。現在把這些政策因素減弱了以后，讓這些企業很快提高科技水平，那是不可能的。技術的研發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其中的轉型成本，是怎么也逃不掉的。

　　農村改革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關鍵

　　《21世紀》：中國出口企業長期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原因是什么？

　　黃亞生：本來應該有一個過渡，這些產業最初集中在沿海地區，然后逐漸的向內陸轉移，可為什么經過了30年，這些企業沒有向內陸轉移，還是停留在廣東、浙江、江蘇這些地區？廣東1980年代生產成衣，1990年代生產電子，然后開始生產汽車，但成衣卻還在那兒生產。這是非常反常的現象，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回到關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討論。

　　在任何國家，地理上最能夠流動的因素，應該不是勞動者，而是資金、技術和機器設備。但中國恰恰相反，中國兩億的流動人口從內陸省份到廣東、浙江、江蘇。作為廣東的企業，勞動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著勞動力相對的成本下降，資本相對的成本上升，它們肯定更愿意去做勞動密集的產品，所以，它沒有任何的積極性去提高技術，提高資金的使用。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企業經過30年改革還停留在簡單加工制造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還有金融體制對研發的影響，資金成本太高，民營企業很難搞研發。在這種情況下，有理智的企業家，肯定選擇那些技術最簡單、勞動最密集的產業。

　　《21世紀》：那農村地區向沿海地區大量輸出勞動力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黃亞生：首先因為農村的金融體制。在1990年代，農村金融改革實際上是在走回頭路。1980年代農村的金融改革，對當時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是有非常巨大的促進作用的。那時，人們認識到，農業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須促進農業向非農業轉移，所以，要讓農民獲得資金，開拓一些非農業項目，通過對農產品(18.08,0.00,0.00%,吧)的初加工等方式進行工業化，這是一個良性工業化的道路。1980年代是把批貸款的權力下放的，而到了1990年代，批貸款的權力又集中到縣級農村信用社。1990年代的農村貸款，優先用于農業，非農項目排在很后面，這跟1980年代的政策正好相反。1990年代的政策是讓農民種地，而在城市大規模地搞工業園區、吸引外資，等等。農民在1990年代獲得創業資金是非常困難的，而同時農業的回報率很低，所以他們只能夠出售勞動力，而出售勞動力的機會不在農村肯定是在城市和沿海地區，這就是1990年代產生大規模勞動力流動的原因。

　　在1990年代，農村的創業資金非常緊張，而農村儲蓄率非常高。農村信用社的網點，在1985年的時候是40多萬家，到了19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萬家，這么廣大的農村地區只有9萬家網點能夠提供貸款，所以農民的儲蓄大部分是進入郵政儲蓄，而郵政儲蓄只能吸納存款不能貸款。因此，1990年代城市向農村的資金流向是負的。同時，農村居民當時還面臨教育、醫療等費用的提高，他們在農村除了種地，沒有其他的創業機會，只有到城市去打工。

　　現在的決策層，實行了包括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針對農村的政策，農村的教育和醫療方面有了極大的改善。取消了農業稅之后，廣東馬上就出現了“民工荒”。農村的問題和沿海企業的發展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21世紀》：鄉鎮企業曾經是農村改革中的亮點，為什么現在農村非農經濟的發展反而不如以前？農村缺乏經濟活力的原因是什么？

　　黃亞生：中國1980年代的發展模式是良性的，特別是農村改革非常深遠，而1990年代的農村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走回頭路，如糧食收購、土地制度都沒有沿著1980年代的改革繼續深化下去。

　　從農戶調查數據來看，1986年-2002年間，若剔除掉通貨膨脹因素，1980年代農戶獲得貸款的平均數額大于1990年代中期農戶獲得貸款的平均數額。1980年代，農戶從正規金融獲得貸款和從非正規金融獲得貸款的比例是1:1左右，到了1990年代，這個比例就變成了1：3左右。非正規金融的融資成本是非常高昂的，這就意味著，1990年代的農村更依賴于更昂貴的資金，非正規金融雖然彌補了正規金融的某些缺點，但它不可能彌補所有的不足，因此它不是最完全的替代。舉個例子來說，你開一家做面條的小店，需要借幾百塊錢，可以依賴非正規金融；若想把企業做大做強，需要借幾百萬，就必須依賴正規金融，所以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另外，由于非正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產生違約風險。所以，正規金融優于非正規金融，從這個角度來看，1980年代的農村金融狀況是優于1990年代的。

　　中國農村從來都應該是改革的前沿，我這樣說，并不僅僅是因為農村人口龐大，還因為農村實際上具有很強的創業能力和精神。農村改革加上農村本身具有的創業能力和精神，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會非常大。

　　這是我對1990年代發展模式的一個反思，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卻錯過了在農村發展良性企業和創業精神的機會，也影響了城市企業的技術升級。

　　《21世紀》：那如何促進農村經濟的良性發展？

　　黃亞生：農村應該進行經濟改革，首先是農村金融要更開放，搞私有銀行和信用社。其次，土地產權制度要進行改革，農民應該可以用土地作為抵押物獲得貸款。實際上，農民是最有信用的貸款人，因為他有土地逃不掉。沒有一個國家是靠農業致富的，而實現工業化、城市化要充分調動農民的活力。如果土地私有化，農民可以去開發，就可以變現。

　　民營企業的困境與出路

　　《21世紀》：有學者認為，人民幣的逐步升值是為了保護出口企業，并且認為一步到位的升值雖然會犧牲出口企業，但是可以抑制升值預期，平抑通脹，您如何評價此種觀點？

　　黃亞生：現在的小幅逐步升值的方式，我認為保護的不是出口企業，出口企業——特別是勞動力密集的企業——利潤率是非常低的，人民幣升值幅度達到3%的話，就已經達不到保護它們的作用，從2005年到現在，人民幣已經升值超過20%了，早已經起不到保護的作用了。小幅升值保護的是大型資產擁有者、希望通過土地變現的地方政府、房地產商、股票的投資基金，等等。逐漸升值的預期，會刺激外資進入，這些外資就會進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房地產這幾年的發展都和升值預期有一定關系。

　　我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但是一旦要升值，就要一次升值到位。現在這樣去升，一個可預測的結果就是熱錢的流入，而熱錢流入的渠道是很窄的，房地產是其中之一。熱錢的流入可能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現在政府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例如，北京開始限制持外國護照的人買地。

　　《21世紀》：現在的外匯管理的思路發生了轉變，從政策解讀上來看，由“寬進嚴出”轉向“嚴進寬出”，您覺得它會對企業的融資產生怎樣的影響？

　　黃亞生：這個“嚴進”對中國的經濟也會產生打擊。我過去做的研究表明，很多外資進入中國，是因為我們的金融體制沒有效率，但是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下，外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中國的民營企業，由于受到歧視，從銀行拿不到貸款，就必須得出讓股本，這個過程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這些企業確實喪失了很多對將來利潤的擁有權，但是從發展來講，企業獲得了資金。

　　現在如果采取“嚴進”政策，民營企業的最后活路都沒有了。在2006年10月份，證監會出臺政策，加強對企業海外上市的審批，民營企業海外上市的難度增大，這對于中國的中小企業、創業型的企業打擊是非常大的。

　　同時，“寬出”的投資渠道也不暢通。首先，現在大規模到國外投資的基本上都是國有企業，根據工商聯做的調查，從2004年至2006年，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資本項目對外流出的管制也放寬了，但是民營企業到海外投資沒有任何增長，主要增長的是中石化等大型國企到非洲等地購買原材料所投入的資產。實際上，中國的所謂的“嚴進寬出”，對于民營企業來講，作用一點都不明顯，主要的作用在于國營企業。在我看來，國營企業并不能代表企業運營的效率，所以“寬出”并不能夠帶來多少經濟利益。

　　《21世紀》：如何建立有效率的資本市場,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問題？

　　黃亞生：開放企業的融資渠道，也應該開放外資融資渠道。在兩個市場同時開放的背景下，本土企業家仍然更傾向于選擇本土的資本市場。原因非常簡單，只有中國的投資者最了解中國的企業,所以中國的投資者對本國的企業估值較高。很多時候，它們選擇去國外上市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國內資本市場對他們不開放。印度的企業就往往是先在本國資本市場上市，做大以后，取得了一部分國外投資者的認可，才到國外上市。中國的民營企業卻恰恰相反，直接到國外去上市，浙江的一些企業甚至到新加坡去上市，新加坡的股票市場非常小，成本非常高，這對企業來說是不劃算的。

　　A股上市門檻高，本質上是抑制競爭，但是一個國家總是要通過競爭來改善資本市場的。例如1990年代初孟買的股票市場是一塌糊涂，但因為印度有別的股票市場，孟買的股票市場就受到了壓力，就需要自我改革。而1990年代中國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場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不存在什么競爭。

　　《21世紀》：目前的宏觀調控目標是“一保一控”，您認為在經濟增長和控制通脹之間，應該如何取舍？

　　黃亞生：中國的金融體制和宏觀穩定，與微觀經濟發展常常處于一個非常矛盾的狀況，維持宏觀穩定會降低微觀效益；支持微觀效益，支持民營企業，又會造成通貨膨脹。我擔心奧運后這個矛盾會變得更加嚴重，如果不改變現有的金融制度，這個矛盾永遠得不到解決。

　　我對中國這兩年的經濟走勢非常擔心，現在美國的經濟不景氣，次貸危機也沒有完全解決，導致中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非常不好。如果一定要選，我可能更愿意容忍通貨膨脹。在中國歷史上，凡是通貨膨脹嚴重的年份，都是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時期。所以，在中國的體制下，放松銀根、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或許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在微觀上可以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當然，我們也要防止寬松政策只用于刺激房地產，那樣的話，連微觀的好處都得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