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值大潮曾給日本留下一個強大的IT行業；臺灣的產業升級同樣也是在升值之后得以實現。中國內地企業的生命力之頑強更是超乎想像。經過升值的歷練，他們必將浴火重生，鳳舞九天。
            　　
    匯改兩周年，人民幣升值超過9%。出口企業基本度過“升值初體驗”期。不同管理、議價、避險能力的企業逐漸拉開差距。中國產業進入一場空前絕后的“大洗牌”，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再次主導生死存亡。
            　　
    “末日”預言落空
            　　
    “人民幣升值5%，大批出口企業將倒閉、數以百萬計的民工將失去工作……”，這是升值剛開始曾流行一時的預言。
            　　
    一年前，就在學界為“升值影響”爭論不休之時，央行已悄悄派出調查小組走訪密布東南沿海的出口企業。
            　　
    調查結果雖未公布，卻通過各種渠道、從官員的講話中傳遞出來。不同出口地區、類型、規模的企業受到的影響程度相差很大，但總的來看，出口企業抗擊“升值風險”的能力大大超過預期。
            　　
    央行官員曾表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比較優勢的轉移因素。打比方說，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的部分機電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比較優勢轉移到中國、東南亞等地。導致日本順差減少，其余地區順差擴大。如果中國也延續這種路子，順差理應縮小。
            　　
    但問題是，去年升值約3.3%，在中國紡織、機電等產品比較優勢略有降低后，周邊國家沒有接過“接力棒”。比較優勢從中國沿海地區轉移到內地，整個國家的順差仍在增大。這也體現出中國在某些領域的出口競爭力之強，一時還沒有對手。
            　　
    2006年、2007年至今，中國貿易順差分別以年增73.8%和84.6%的速度迅速擴大，月度順差不斷創出歷史新高。這反映出升值的“破壞力”沒有預期中那么大，企業總體出口競爭力并未下降。
            　　
    升值是產業升級的契機
            　　
    對于中國內地這樣巨大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升值的經驗無從借鑒。決策必須從本國經濟特點出發。對中國而言，升值不妨作為改善貿易結構、提高出口競爭力、做大做強、降低能耗的契機。
            　　
    中國出口企業的突出特點是加工貿易占半壁江山，其對順差的貢獻也超過一半。而加工貿易僅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價格、眾多的投資優惠，因而受到升值影響較小；但其對產業和貿易政策反應可能更大，例如減少優惠政策、加征環保稅收。合理控制高能耗類型加工貿易，減少貿易順差，一方面能夠為人民幣升值“減壓”，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產業升級。
            　　
    中國出口企業的另一個特點是企業議價能力相差很大，很多中小企業基本沒有定價權。這些企業受到“升值”的沖擊是最明顯的，只有依靠降低成本、延長工時等辦法來應對。調查顯示，的確有一批這樣的企業已經難以為繼。
            　　
    一些企業主表示，提高議價能力的一種辦法就是聯合起來或依托進出口公司，說白了就是靠規模效應。“這樣有專人管理研究，規避匯率風險的能力也提高了。”這是應對升值之道，同時也是產業升級、做大做強出口企業之道。
            　　
    另外不同類型的企業承受風險的能力也不同。日元升值后，汽車制造業曾遭受較大影響，而IT業卻依然生機勃勃。這與其IT領域科技研發與創新能力、技術推廣和能力強有密切聯系。去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受到升值影響要小于紡織等行業。推動優勢領域創新能力提高、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可以看作是升值給中國企業帶來的效應。
            　　
    當然也有專家提出自己的擔憂：在升值過程中，一般貿易受到的影響更大，這不利于民族企業的成長。但要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再靠出口退稅等辦法一味“補貼”，而是應該區別對待，鼓勵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