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外部具體情況看，目前以貨幣政策為主導的調控思路已是捉襟見肘，導致看似力度較大的調控政策很難在實際經濟運行中達到預期。面對未來可能的高燒數據，理應徹底改變“過熱即加息”的固化調控思路，避免調控“組合拳”打到“棉花”上的尷尬。
　　
　　上半年經濟數據甫一出爐，宏觀調控“組合拳”也隨即打出。上周五，兩項政策同時出臺：央行宣布，從7月21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國務院決定自8月15日起將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個人所得稅稅率調減為5％。

　　兩項政策雖然從類別上講有所區別，但其結果都是使得實際利率提高。以一年期存款利率為基準，利率提高27個基點，使得名義利率達到3.33%；利息稅的下降使得實際利率由原來的2.448%提高到3.1635%。兩項綜合起來，相當于一次加息0.7155個百分點，這幾乎等于平時的2.65次加息。

　　與以往只是提高27個基點的加息政策相比，從實質性的數據比較中可以看出，本次調控“組合拳”的力度是比較大的，這充分反映出決策部門對于目前宏觀經濟趨熱的擔憂，以及嚴峻的調控態度。但是就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內外部具體情況看，由于目前以貨幣政策為主導的調控思路已是捉襟見肘，導致看似力度較大的調控政策，也可能很難在實際經濟運行中達到預期。

　　首先，引發調控政策力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是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數據，6月份的CPI漲幅達到了4.4%，創下了33個月來的新高。但是CPI創新高的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整個上半年CPI漲幅為3.2%，其中由于蛋禽價格上漲所導致的比重為2.5%，扣除這一比重，區區0.7%漲幅根本是微不足道。通貨膨脹的“病根”在農產品價格上漲，但農產品自身的生產規律決定了市場供給對政策鼓勵，往往有至少兩到三個月滯后期，即使有了強力出手的加息政策也無法即時增加其供給。不僅如此，從短期看，加息反而可能推高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甚至成為助推未來CPI上漲的因素，政策初衷于效果可謂是南轅北轍。

　　其次，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超標增長也是引發調控力度加大的原因，上半年25.9%的增速超過了發改委制定的24%調控目標。雖然從理論上講，貸款利率的提高能夠起到抑制投資熱情的作用，但是其作用不宜高估。固定資產增速過高的主要原因是房地產投資熱，而對于房產投資，調控部門可謂是“又愛又恨”：房產投資熱固然讓經濟指標居高不下，但另一方面，如果對房產投資熱打擊過大，又會導致房產市場供給不足，給高燒中的房價“火上澆油”。而高房價所引發的將不只是經濟問題，甚至會激化社會矛盾，管理層不得不有所顧忌。因此，從穩定社會矛盾角度講，期望短期內固定資產增速大幅度回落，并不現實。

　　第三，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伴隨著中國利率的不斷提高，中美之間的利差越來越小，對于追求人民幣升值的套利熱錢而言，意味著流入中國不僅可以博取大約每年5%人民幣升值收益，還可以獲得越來越高的利率回報。因此，美元現行的5.25%的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成為人民幣加息的上限，任何縮小利差的舉動都可能進一步激發“熱錢“的大舉流入，而由此導致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將反而會助推流動性過剩問題的加劇，使經濟過熱的形勢更加惡化。

　　由此可見，盡管此次調控力度較之以往已經明顯強化，但是由于政策選擇手段難以切中問題的肌理，結果卻是很難發揮預期中的效果。事實上，面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諸多問題，調控力度的大小并不是關鍵，真正的問題在于調控手段的選擇是否合適。從長久來看，能夠保證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的關鍵就是國內需求能否拉動，而所謂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在本質上也是由于內需不足所導致的，只是在形式上異化為外匯占款的增加。據此，拉動內需的主要手段選擇應該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讓百姓真正做到“居無憂、病有醫、老有養”，同時通過減稅政策實現“藏富于民”，這樣才能夠徹底消除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

　　由于農產品價格高漲的趨勢還將繼續，研究機構紛紛提高了未來月份CPI數據的預測，最高預測甚至達到6%。面對未來可能的高燒數據，理應徹底改變“過熱即加息”的固化調控思路，通過打破政策工具選擇的陳規，創新宏觀調控思路，才能夠避免調控“組合拳”打到“棉花”上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