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短缺、生態失衡、環境污染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十七大報告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將建設能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突出位置。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如何借鑒國際經驗、促進循環經濟創新、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推動生態文明發展，被世人所關注。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北京工業大學循環經濟研究院和北京市可持續發展科技促進中心共同主辦了“北京可持續發展與循環經濟學術研討會”。來自聯合國、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的專家濟濟一堂，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推動生態文明發展并尋找循環經濟的創新之路。

　　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左鐵鏞先生很早就在中國倡導循環經濟，被稱為“先行的布道者”，他有多年的國際合作經驗，深諳發達國家環保的“秘笈”。他說：“從20世紀后半葉確定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來，發達國家正在把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從國家層面來看，比較成功的國家主要有德國和日本。德國是最早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國家，日本是循環經濟立法最為完善的國家。”

　　當記者問及發達國家的主要經驗時，左院士說：“主要有幾點：一是制定促進和發展循環經濟的法律法規，二是制定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優惠政策，通過稅收、財政等經濟手段進行刺激和促進，三是制定循環經濟發展的計劃，提出綱領和總體目標，四是出臺可再生能源份額，從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經濟，五是發揮非政府組織、行業中介組織的作用。”

　　貿易成本一定要包括環境成本北京工業大學博士生導師吳國蔚教授是國際貿易問題專家。他從貿易與環境的關系講到環境成本的不可忽略：“國際貿易會使各國的污染問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重新分配,同時跨國投資也成為轉移污染的一種方式。經合組織最近一項統計表明：經合組織旗下的發達成員國有一半的廢物出口給東歐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日本有2/3的污染產業投資于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美國上世紀初將35%的污染產業投資在發展中國家。”

　　吳國蔚教授強調，從可持續經濟的角度講，貿易成本一定要包括環境成本。目前，中國出口產品雖然付出了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但并沒有全部計入產品成本。所以順差越大，就意味著把越多環境問題留給了自己。即使讓出口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其環境成本還是留在了中國，所以需要在出口的價格里加上環境成本。減少國際貿易問題，需要調整出口商品的結構，也要從根本上對中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發展環境代價小的產業。以北京為例，北京市減排之所以能達到指標就是與其產業結構調整到位有關。通過調整，北京服務業占到GDP的75%以上。

　　最有含金量的環保禮物

　　來自澳大利亞的環保專家RobertVincin先生為本次研討會和未來的中國帶來了最務實的環保禮物：吸碳植物濱藜。

　　他站在高處向與會者展示濱藜的植物標本：根系非常發達，縱橫都可以生長到9米，可以存活150年甚至更長。濱藜也是很好的畜牧草料，是動物們非常喜歡的食物。濱藜的另一個重要環保功能是它能將空氣中過多的二氧化碳吸收，從而緩解溫室氣體效應。其對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遠遠高于其他植物。據RobertVincin先生講，目前濱藜已經在中國西北干旱地區進行了試種植，效果很好。

　　推廣戰略環境評估南開大學朱坦教授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為例，論述了戰略環境評估的重要性。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經驗證明，循環經濟不僅在中國沒有水土不服，反而煥發了新的生命，走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循環經濟發展之路。

　　朱教授認為，應推廣戰略環境評估這種有益于可持續經濟的做法。最近國家環保總局計劃在黃河中上游、環渤海等地區搞戰略環評，上海正在搞浦東新區的戰略環評，天津市正在搞濱海新區的戰略環評。為此，還組織了一個戰略環境評估專家咨詢委員會。

　　以國際化轉型推進綠色發展

　　北京工業大學循環經濟研究院教授、本次會議的組織者黃海峰認為：北京在進行國際化轉型與推進綠色發展的過程中面臨五大機遇。一是奧運經濟為北京的國際化轉型提供的巨大歷史機遇；二是首都地位的優越性；三是總部經濟奠定的經濟基礎；四是會展經濟的推動作用五是逐漸優化的產業布局使北京具備了與國際接軌的能力。

　　但是，隨著全球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北京也面臨著五大挑戰：一是人口膨脹與資源緊缺的矛盾；二是投資推動的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要求不適應；三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資源利用率不高；四是抗風險能力不強，企業的進口議價能力在減弱，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加大；五是外資利用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