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歐、中美紡織品協議為中國紡織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可預見的、相對穩定的貿易環境，中國紡織產業出口首次超過千億美元，國際競爭力指數大大提高。但貿易保護條款16條、比較優勢弱化、人民幣升值等風險因素的存在，卻給紡織產業的安全發展預設了新的命題，中國紡織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暢游”，也因此繼續面臨“深水區”的側度。

　　16條款的特保風險2005年，歐、美啟動242條款，給中國紡織產業帶來了震撼性的沖擊，減少紡織服裝出口額50至70億美元，危及到3萬家紡織服裝出口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直接或間接影響了18萬人的就業和近1億人的生活。然而，對中國紡織產業來講，如果把242條款比作“雨夾雪”，在感受冬寒的同時尚有些許濕潤，那么16條款才是真正的“暴風雪”。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WTO議定書》“第16條”，即“特定產品過渡性保障措施機制”明確規定，“如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在進口至任何WTO成員領土時，其增長的數量或所依據的條件對生產同類產品或直接競爭產品的國內生產者造成或威脅造成市場擾亂，則受此影響的WTO成員可請求與中國進行磋商，……如磋商未能使中國與有關WTO成員在收到磋商請求后60天內達成協議，則受影響的WTO成員有權在防止或補救此種市場擾亂所必需的限度內，對此類產品撤銷減讓或限制進口”。顯然，這是一條只針對中國的歧視性條款。理論上講，只要是WTO成員國，都享有針對中國產品采取保障措施的權利，其中也包括紡織品。242條款3年結束，但16條款的適用期卻一直要延續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2年之后才終止，所以，一旦觸動，后患無窮！

　　筆者認為，歐美等國是否會啟動16條款，主要取決于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從中國紡織產業出口的國際環境看，歐美等國在選舉政治的背景下，出于本國利益及國家產業安全的考量，加上貿易保護勢力的抬頭，啟動16條款的可能性很大，但前提是，要以中國紡織品出口干擾其國內市場為誘因；另一方面，從中國紡織產業自身看，由于產業競爭度高、企業數量大、產業集中度低、產業素質差、行業自律缺失、出口惡性競爭現象嚴重，量增價跌甚至低質出口的無序競爭態勢依然延續，這就很容易受人以柄，為歐、美等國啟動16條款提供口實。

　　盡管紡織商會、外商投資等行業協會一直在大力倡導行業自律，試圖引導紡織服裝的出口有序增長，但這只是揚湯止沸之舉。資本的趨利性和中國紡織業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決定了，行業自律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起來。而當前國企、外企和民企“三分天下”的出口形勢，又進一步延緩了紡織產業整體利益的形成，從而把這種依靠意識形態和思想道德的自律倡議推向一種被漠視的尷尬境地。

　　如果說行業自律是“無形的手”在起作用，那么在遭遇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就須借助政府這只“有形的手”進行干預。筆者認為，中國應從2009年1月1日始，將歐美設限的被動配額類別改為主動配額管理，適當控制出口數量的增長速度，并把配額管理作為調整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布局的有效杠桿，在盡量避免出口無序競爭、減少貿易摩擦的同時，積極推動紡織產業升級，維護紡織產業安全，而目前的配額招標和分配在這方面似乎并沒有太多考慮。

　　比較優勢的弱化風險盡管國內資源和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中國紡織產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這種優勢顯然正在被各種因素逐漸弱化，從而也成為了中國紡織產業安全的新課題。

　　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以紡織業的主要供給產業棉花產業為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客觀上為紡織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源保障。但是，資源要素的供給優勢卻因為資源配置的低效率而被大大抵消和減弱。2004年，中國國內棉花產量達到632萬噸，創出歷史新高，然而，同期國內棉花市場價格卻也跌宕起伏：2003年9月129棉每噸上漲了4400至4500元，漲幅高達32.8％，到2004年10月則累計跌落了6200至6800元，跌幅38.2％。許多棉紡企業為防備棉價進一步上漲，前中期購買了大量高價棉，隨著棉價逐月急跌，因難舍拋售，致使棉花經營全面虧損，棉紡企業大量高價棉紗、棉布半成品滯銷，進而波及了紡織產業的出口成交量和出口效益。這期間，作為國家宏觀調控手段的國家儲備棉，非但沒有發揮調控作用，還積極加入了逐利的行列，使棉花市場更是雪上加霜。

　　棉花價格的暴漲暴跌和國內外棉花市場長期存在的價格差異（中國國內棉價高出國際市場棉價1000至2000元／噸），根本上是源于我國棉花流通體制的不健全，不能與國際市場完全接軌。此外，棉花配額體制的存在，以及政府決策的滯后性，客觀上也加劇了市場失靈。尚未完全市場化的棉花流通體制必然制約其下游已經完全市場化的紡織產業的發展，從而影響到整個產業鏈的安全與發展。

　　勞動力成本走高中國紡織業的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及國際平均水平相比，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但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這種優勢正在迅速減弱。1988至1998年十年時間，中國紡織業的勞動力成本增長了230％，到2002年已經翻了4倍多，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墨西哥、菲律賓和泰國。2002年，中國紡織業平均工資水平已達到印度的1.12倍，巴基斯坦的1.86倍。而這兩個20世紀90年代后期崛起的國家正日漸成為中國在低附加值大眾化產品上最強勁的對手。

　　勞動力供應減少隨著“獨生子女”政策后效應的顯現，中國勞動力資源將會在2015至2020年的供應洪峰后出現逆轉，從而導致勞動力成本的進一步上升。

　　根據波特的鉆石理論，中國紡織產業目前仍處于產業發展四階段中的初級階段———生產要素導向階段。在這一階段，產業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生產要素優勢，容易彰顯產業成績，但也非常脆弱，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的降低或相對減弱很容易給產業發展帶來重創。這就迫使中國紡織產業必須加快把主要依靠生產要素數量和低成本的擴長模式逐步轉向主要依靠質量提升的發展模式上來，并積極進行體制改革，大幅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人民幣升值的匯率風險新的匯率機制允許人民幣匯率每天以0.3％的速度攀升（或下跌），因此從理論上講，人民幣可以在兩個月內升值（或貶值）15％。中國紡織業屬于出口依賴型產業，人民幣升值必然會擠壓產品出口的利潤空間，使得紡織產業的形勢變得異常嚴峻。

　　據初步估算，人民幣升值2％，即可使棉紡織行業營業利潤下降24％，毛紡織行業下降16％，而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到的損失最大，利潤率下降26％。2005年7月22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超過千億美元的紡織服裝出口減少了逾200億人民幣的凈利潤。再加上貿易摩擦高發期，我國紡織行業議價能力趨弱，升值所帶來的邊際負面效應會進一步被放大。因此，在新的匯率機制下，進出口企業必須盡快學會在外貿合同中增設附加條款以及采用遠期套匯保值等金融工具來規避和鎖定匯率風險。

　　值得說明的是，盡管遠期套匯保值業務是實現換匯成本可預期的有力措施和重要手段，如應用得當，可以幫助企業將匯率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但這種金融工具本身也具有一定風險，對人民幣匯率升跌走勢的錯誤判斷同樣會給企業帶來損失。而對于平均利潤率僅有3％至5％的中國紡織企業而言，這種損失很可能是災難性的。因此，只有借助品牌產品和高端產品的豐厚利潤來提高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并通過不斷的產品結構升級來消化因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成本上升因素的影響，才是抵御匯率風險的根本舉措。

　　配額的管理、匯率的調整等是政府的規制行為，而行業自律、套匯保值等卻是市場手段。因此，中國紡織產業的安全發展還必須依靠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的有效結合。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必須進行干預，以期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并求得產業發展的最大效益，確保中國紡織產業的發展安全渡過“深水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