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大談“匯率戰”、而美聯儲定量寬松政策引發爭議的形勢下，本周在首爾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將成為對國際合作狀況的最新檢驗。因此我們應該問：為什么要合作？
上世紀80年代，當“7國集團”嘗試開展經濟協作時，《廣場協議》和《盧浮宮協議》的焦點是匯率。但各項相關支持政策卻更為深遠。在時任財長詹姆斯-貝克爾的指導下，里根政府力圖抵制來自國會的保護主義浪潮––于目前的保護主義浪潮如出一轍。為此，里根政府除了推動匯率協作以外，還發起“烏拉圭回合談判”，由此締造了世界貿易組織，并推動自由貿易，促成了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國際舞臺上的領導作用與國內政策相輔相成，增強了美國的競爭力。
根據上述“一攬子措施”，G7國家應致力解決經濟增長中的基本問題––在今天則是結構性改革議程。譬如，1986年出臺的《稅務改革法案》在大幅降低邊際所得稅率的同時，擴大了稅基。貝克和G7同仁們以及各國央行聯手策劃了一場國際合作，以幫助私人部門樹立信心。
在1989年的種種巨變之后，歷史的車輪繼續前行，而上世紀80年代的經歷，人們至今仍在爭論不休。但是，這個一攬子措施同時結合了有利于增長的改革、自由貿易以及匯率協作，可以說意義重大。
在當今形勢下，如果采取一套類似的措施，可能會是什么樣的呢？首先，從基本面來說，G20的關鍵成員國應就制定結構改革議程達成一致，不僅是為了推動需求再平衡，也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例如，中國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應把注意力從出口行業轉向國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提供更多社會服務，改變主要為國有寡頭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做法，加大對有利于提高生產率和內需企業的融資支持。
美國在國會換屆后，必須著力解決結構性支出和不斷膨脹的債務問題––巨額債務將是美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大負擔。此外，奧巴馬總統也已談到了一些旨在提升競爭力和重振自貿談判的計劃。
美國和中國可以就一些具有互補作用的具體經濟增長措施達成共識。在此基礎上，雙方還可能就人民幣升值進程、或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達成一致。反過來，美國可能承諾不采取“以牙還牙”的貿易措施，甚至是推進開放市場的協議。
其次，其它主要經濟體(從G7成員國開始)應同意放棄干預匯率的做法，除非是在其它國家一致贊同的極少數情況下。其它G7國家可能也希望通過致力于結構性經濟增長計劃，來提振信心。
第三，這些舉措將有助于新興經濟體借助靈活的匯率機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適應復蘇中的不對稱狀況。部分經濟體或許需要一些工具來應對短期熱錢的流動。G20可以制定用以規范相關措施的準則。
第四，G20應著眼于發展中國家供應方面的瓶頸，為它們的經濟增長提供支持。目前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動力來自于這些經濟體，而它們的進口需求增速是發達經濟體的兩倍。G20應為基礎設施建設、農業，以及發展健康、熟練的勞動力提供特別支持。在構建未來具有多個增長支柱、以私人部門發展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模式方面，世界銀行和各地區性發展銀行可以發揮有效作用。
第五，除了上述經濟復蘇計劃以外，G20還應制定一項補充計劃，著眼于建設一個反映新興經濟狀況的協作性貨幣體系。新體系可能必須包含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邁向國際化及資本賬戶開放的人民幣。
新體系也應考慮以黃金作為市場對通脹、通縮及未來貨幣價值預期的國際參考基準。雖然教科書或許把黃金視為一種古老貨幣，但如今市場則把黃金當作一種另類貨幣資產。
發展一種承繼“布雷頓森林體系II”(1971年問世)的貨幣體系需要時間。但我們現在必須開始行動。1971年以來發生的各種變化，不會亞于1945-1971年期間(其間完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I”向“布雷頓森林體系II”的轉變)。重要事項可能應該包括修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相關規則，以重審資本及經常賬戶政策，并把IMF的匯率評估和WTO義務聯系起來，不使用匯率政策來取消貿易優惠。
這種一攬子經濟合作措施超越了G20近期的對話范疇，但相關想法并不激進，而是切實可行的，而且有明顯的益處。它提供了一種與G20金融行業改革相對應的增長及貨幣議程。它可以建立在果斷、激進的行動基礎上，結合以可逐步推進的可靠措施，容許國內政治對話。它可能有助于重建公眾和市場的信心(預計到明年還無法完全恢復)。最重要的或許是，這一攬子措施可能使各國政府“搶在問題出現之前”，而不是等到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爆發才被迫應對。
主動駕馭，還是隨波逐流？G20如何抉擇，可能會決定多邊合作能否使經濟實現強勁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