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并考慮到中國長期通脹中樞上升的事實，未來一段時期，中國貨幣政策整體基調還將是穩健，變化方向則是穩步趨松。
貨幣政策微調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多種渠道對中國外貿施加影響。其一，從宏觀層面看，穩中趨松的貨幣政策趨向將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降低人民幣升值預期，甚至可能引致階段性的貶值現象，進而給中國出口帶來一定程度的匯率提振效應。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也將加大國際資本流動大進大出的波動性風險，小幅惡化中國對外貿易開展的穩健氛圍。
11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呈現出小幅貶值的特征，而截至11月25日，一年期人民幣NDF合約價格已從前期的低于6.3上漲至6.4（人民幣/美元），貶值預期浮出水面。未來一段時期，特別是2012年貨幣政策微調正式進入實質階段之后，全球利率結構的變化有望繼續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而考慮到歐債危機影響下美元資產廣受追捧、美元指數緩步走強的趨勢特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壓力則將進一步緩解。經濟理論和實際經驗都表明，升值壓力的緩解將有助于中國出口增長。但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效應的大小取決于貨幣政策穩中趨松的速度、幅度以及出口的匯率彈性。一方面，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整將是循序漸進的微調，速度和幅度都不大；另一方面，中國出口的匯率彈性相對較小。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該指標僅為-0.4，也就是說，1%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實際貶值帶來的出口增長也僅有0.4%。兩方面的共同作用意味著，貨幣政策微調將通過匯率途徑給中國出口增長輸入額外動力，但從量能上看，這種施力較為有限。此外，中國貨幣政策微調本身及其引發的人民幣匯率預期變化，以及中國房地產市場預期內的調整，將共同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可能轉向。事實上，最新的外匯儲備、外匯占款數據已經初步顯示出國際資本近期從凈流入轉向凈流出的可能傾向，而未來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微調可能將深化這一趨勢，導致國際資本流動波動性大幅上升，進而引致更多的不確定性，小幅加大對外貿易開展的潛在風險。
其二，從微觀層面看，穩中趨松、結構變化的貨幣政策將優化出口企業模式調整的經濟環境，提升進口企業的進口能力，并從貨幣渠道改善中小貿易企業的融資條件，進而給其穩健發展和模式轉型營造良好的貨幣環境。貨幣政策目標從控通脹為主向保增長、控通脹均衡考量的轉變，將有助于緩解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勢頭，進而一定程度上提振企業的進口需求，并給出口企業在外需不振背景下開拓國內市場并借機實現出口模式的結構優化奠定經濟基礎。此外，2011年以來，受多種因素影響，銀根緊張、流動性趨緊導致資金價格居高不下，民間融資成本更是飛速上漲。各外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資金壓力顯著加大，而貨幣政策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為主要導向之一的微調，將有助于改善中小貿易企業的貨幣環境，降低其資金成本，為其生存和發展壯大以及進一步實現結構轉型創造條件。
結合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多種渠道的影響，中國貨幣政策微調將從量的角度帶來一定的出口提振效應，從質的角度為中國外貿結構轉型創造較好的環境，但也會從風險的角度加大國際資本流動大進大出的不確定性。
從整體形勢看，貨幣政策微調從價格層次帶來了一定的外貿刺激作用，但其量不足以抵消歐債危機惡化和全球經濟減速帶來的負面影響。2011年10月，中國出口同比增速就已降至15.9%，大幅低于2011年32.27%的月度平均增速和本世紀以來22.36%的月度平均增速；中國進口同比增速也降至28.7%，大幅低于2011年41.58%的月度平均增速和本世紀以來23.32%的月度平均增速。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口徑及其預測，2012年，中國出口增速預估值為12.15%，不僅低于2010年的24.23%和2011年預估的15.56%，還低于過去10年17.64%、過去20年17.45%、過去30年14.11%的歷史平均增速；中國進口增速預估值為12.42%，不僅低于2010年的19.8%和2011年預估的16.52%，還低于過去10年14.7%、過去20年16.4%、過去30年13.79%的歷史平均增速。
由此可見，盡管中國貨幣政策微調有望部分沖抵外部需求大幅萎靡的不利影響，但卻難以徹底扭轉外貿形勢更為嚴峻的趨勢。2012年，如何在貿易增速下降的大背景下尋求結構調整將是中國外貿面臨的最大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