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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重振制造業不對中國構成挑戰
　　
　　奧巴馬在其任內第三份國情咨文中發出了重振美國制造業的助選口號，并表示將以稅收優惠政策促進制造業企業向美國國內回歸。其實，這不是奧巴馬第一次發出這樣的口號。早在2009年11月，他就曾發表聲明指出，美國經濟要實施再工業化戰略，轉向出口推動型增長和制造業增長。這一轉變，對中國制造業而言，自然不是一個好消息。但是，重振制造業也好，再工業化也好，對當下的美國而言是一個知易行難的事情。因為與美國相比，“中國制造”的總體競爭優勢特別是在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內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盡管這種競爭優勢也正面臨著一些中長期的趨勢性挑戰。所以，在未來三到五年內，美國的戰略轉向應該不會對中國制造業形成巨大挑戰。
　　
　　其一，次貸危機之后美國失業率長期高企在9%以上，勞動力供給較為寬松，但是由于工資黏性以及強大的勞方力量，其勞動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遠遠無法與中國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中的龐大低廉富余勞動力相媲美。中國2011年51.27%的城市化率，與歐美發達國家超過70%的平均水平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并且，由于吃苦耐勞的優良傳統，中國從事中低端制造業的員工往往非常勤奮，對于長時間、高強度、加班加點的工作更加具有適應性和容忍度。當然，這里并不是鼓勵加班加點，而是闡明一種現狀。
　　
　　其二，中國擁有龐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體和工程師儲備。盡管素質良莠不齊，中國每年培養約60萬的工程師，是美國的七八倍。以蘋果公司的代工廠富士康為例，它擁有5000名左右的駐廠工程師，擔負著保證蘋果電子產品頂尖品質的重任，這在美國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國正在大規模推行的旨在提升工程師培養質量的“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以高校與行業企業聯合培養為特色，將可能推動既有的數量優勢向質量優勢轉化。
　　
　　其三，制造業特別是一些高端制造業具有產業集群的特點，它需要一個相對集聚的完整供應鏈和產業鏈生態。這種眾多企業之間的互聯、互惠、互賴、互動關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中國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吸引配套產業落戶，往往會在稅收政策、廠房用地、補貼政策等方面給予全方位的支持，這種支持是動輒得咎的美國政府難以企及的。短期內，美國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與中國相比擬的產業集群。
　　
　　盡管美國再工業化或制造業重振戰略的實現還有待時間的檢驗，短期內對“中國制造”的沖擊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經濟仍處于不確定的震蕩調整之中，經濟復蘇之路并不平坦，各國也紛紛祭出了形式各異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使得長期受益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開放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國制造”所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堪憂。與此同時，中國自身所面臨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因素的考驗，也正使得“中國制造”遭遇到其他新興經濟體在提供具有比較優勢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來越強烈的競爭擠壓，制造業產能向中國以外的東南亞、非洲、東歐等地區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國家的轉移已經開始。
　　
　　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2011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升值幅度達5%。粗略計算，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人民幣對歐元、美元、日元的累計升值已分別達到15.6%、21%以及6.2%，而這三大市場是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和中國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人民幣升值趨勢還將持續下去，這是“中國制造”需要持續面對的外在壓力。不過，這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推動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
　　
　　與人民幣升值相伴的是，長期以來支持“中國制造”乃至中國經濟粗放式發展的前提條件——人口、資源、環境等要素資源的相對富余，正在逐步收縮成為緊約束。特別是中國長期享有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減。據國家統計局年初發布的《2011年我國人口總量及結構變化情況》顯示，2011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并且，與日本歷史上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和人口絕對數雙雙下降不同的是，中國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出現向下變化時，還伴隨著人口絕對數和社會需供養人口規模的雙雙擴大。
　　
　　中國的對策
　　
　　中國要在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邁進的道路上實現突圍，亟待扭轉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解決工業附加值較低、資源消耗較高、環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產品較少等長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問題，實現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當然，這也是當今世界大變化、大調整格局下中國經濟轉型的題中應有之義。
　　
　　那么，如何促進中國制造從要素驅動的發展模式向效率驅動、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轉變呢？
　　
　　從宏觀的外部體制環境看，與這一驅動力的轉換相伴的是，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合理位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多、更大的作用。因為真正的具有可持續性的效率和創新是市場內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強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當前中國經濟模式的特征，也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諸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根源所在。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亦即所謂的“中國模式”有被作為一條經驗肯定和固化的傾向。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終極目標的相同性、轉軌路徑的差異性還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來看，并不存在所謂的“中國模式”，只有“中國路徑”或至多“中國經驗”可言。以市場經濟、法治社會、民主政治作為轉型和發展的目標，以和諧社會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檢測指標，所謂的“中國模式”和這樣的終極目標和檢測指標仍有很大差距，還遠不成其為一個終極意義上的成熟模式，仍處于型塑和優化過程之中。
　　
　　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中兩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與市場在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發揮著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認，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政府相比，后發的轉型國家政府依然帶有一些特殊的發展屬性和強勢地位。但是，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作為一種過渡性安排將伴生巨大的負面效應。中國經濟發展驅動力的轉換，必須改變這種強勢政府統御市場的格局，通過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業壟斷、行政干預和市場準入限制等，創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發創新的自由市場競爭體制環境。
　　
　　“中國制造”如何突圍？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呢？關鍵是實現政府職能的兩個根本轉變，即從與民爭利的發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務型政府轉變，從行政干預過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有限政府轉變，實現無為而治和科學發展。這是亞當·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場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給我們的啟示，也可以從中國古代圣哲的國學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是很值得今天借鑒的政府治理哲學。
　　
　　從微觀的產業發展趨勢看，中國要進一步加強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有針對性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這是從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這兩個角度快速提升中國制造的質量和競爭力的一個有效途徑。現代經濟學中的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力資本、技術和知識創新的外部效應以及市場分工網絡功能發揮作用，導致了經濟產生規模報酬遞增式增長，而外部效應的主要創造、傳導、擴散部門正是由生產性服務部門承擔的。
　　
　　首先，從社會分工和交易費用的角度來看，隨著制造業市場范圍的擴大，更加專業化和充分競爭的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進一步提升制造業的效率。亞當·斯密關于分工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閃爍著智慧光芒。
　　
　　其次，從價值鏈上下游構成來看，上游的研發、產品設計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產性服務，可以在原有的中間生產制造環節融入更多的技術和知識要素，提高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集約化程度，促進制造業實現向價值鏈上下游的延伸，壯大高端和先進制造業規模。
　　
　　再次，從資本構成和投入產出來看，生產性服務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資本、智識資本和技術資本，其對于制造業的投入將使得制造業的產出中包含更多的差異化、難以模仿從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獨特要素，是制造業創新和獲得新的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重要源泉。
　　
　　國際經濟學界一些最新的實證研究結果也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創新，對于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都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因此，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和創新，對于中國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邁進，以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國家發展戰略，具有十分重要和關鍵的作用。
　　
　　當然，中國制造業要實現由大到強、由低端到高端轉變，關鍵的關鍵還是要靠市場的作用，靠企業家的作用。只有讓民營經濟充分發展，讓民營企業和非民營企業充分競爭，才能讓企業家精神真正發揮作用。蘋果公司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已經不是僅僅滿足市場需求，而是去改變消費者偏好創造市場需求，這就是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國經濟轉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