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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泛濫。如果說危機前各國的保護措施以防御性措施為主，危機后則呈現出新的趨勢和特點。如何認識新形勢下的貿易保護主義，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又該如何應對？
　　
　　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為盡快走出危機，各國在擴大出口、增加就業的同時，不斷出臺各種貿易保護措施。據統計，從2008年11月至2013年5月,全球共實施了3334項貿易保護措施，其中，僅2012年7月到2013年5月就實施了904項。特別是在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全球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分別為127項和125項，是2012年第二季度（26個）的5倍左右。
　　
　　新手段——
　　
　　國家援助和政府采購措施取代傳統關稅和非關稅壁壘
　　
　　為盡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普遍實施了“再工業化”政策，以解決國內實體經濟空洞化、出口減少、就業不足等問題。各國政府鼓勵本國企業將工廠搬回國內，避免在海外投資，投資保護主義風險隨之增加。同時，很多國家實行了“產業政策”，包括進口替代政策，要求外資進行技術轉移，以及對特定行業進行金融支持等措施。如法國將電動汽車可享受的環保獎金最高額由5000歐元提高至7000歐元，政府承諾在大型城市設立電動汽車充電柱，混合動力還被納入汽車和電動汽車政府采購計劃。整個歐盟地區也有意采取類似措施，目的是爭奪電動汽車的全球市場。
　　
　　新目標——
　　
　　信息、生物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稀缺資源成為被保護主體
　　
　　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新興產業被視為帶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各主要經濟體都將新興產業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企圖依靠資金和技術優勢，占領未來產業發展制高點。因此，保護主義開始向新興產業蔓延。
　　
　　2011年11月,美國正式對進口中國的太陽能電池發起“雙反”調查，緊接著又對原產于中國的晶體硅光伏電池和應用級風電塔等中國清潔能源產品發起“雙反”調查。2012年法國成立11個委員會對國內的航空航天、可再生能源等一些核心產業進行監督，以在“必要”時干預國外企業的并購。貿易保護正在向戰略性新興產業擴展。
　　
　　由于稀缺資源被廣泛運用于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達國家格外重視控制這一戰略性資源。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由于技術水平較低，大量出口資源型產品，長期粗放式經營和大量出口，導致許多豐裕型資源變得極為緊缺，有些甚至需要進口才能滿足國內需求。于是，發展中國家開始通過出口限制等貿易保護手段來保護本國資源，稀缺資源領域的貿易摩擦逐漸顯現。
　　
　　新借口——
　　
　　發達國家常以全球治理為借口，打壓發展中國家出口競爭力
　　
　　氣候變化、低碳經濟、糧食和食品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等問題，是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的問題。這些問題不僅直接關乎人類生存，也是涉及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成為全球新的治理機制建設過程中的重大議題。很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常常以全球治理為借口，行貿易保護之實。一些發達國家憑借環保技術優勢，以節能減排為口號，提出低碳經濟、綠色經濟等概念，碳關稅、碳標簽、碳認證等“三碳”問題便應運而生。
　　
　　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美國政府今后對因拒絕減排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國家的出口產品征收碳關稅。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和參議院也于2009年10月和11月先后投票，通過了在法國國內征收碳稅的議案。
　　
　　一旦征收碳關稅，發達國家可能利用現有的國內標準來計算進口產品的碳排放量，這將使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高碳產品面臨被征收高碳關稅的風險，打壓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競爭力。碳標簽一旦成為國際出口商品的通行證，將會有效地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出口。碳認證一旦在發達國家廣泛推行，其國內消費者將會傾向于購買地理位置更近的本國產品,這將降低進口產品的市場份額,為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回歸創造良好的環境。因此，“低碳”不僅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形式，同時也是發達國家經濟霸權的一種新形式。
　　
　　新原因——
　　
　　與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等多重因素密切相關
　　
　　貿易保護的抬頭勢必對世界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包括減少貿易機會、增加失業人口、減緩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等。目前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依然難以量化，因為很多都涉及許可證或監管規則層面的改變，不像征收反傾銷、反補貼稅等容易計量。世貿組織估計，2008年10月以后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對世界貿易產生了3%的抑制作用。
　　
　　貿易保護的抬頭是金融危機的必然產物，同時，也與全球經貿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崛起）、全球經濟結構進行深度調整（國際分工格局改變），全球經濟再平衡（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以及全球治理（氣候變化等）密切相關。因此，即使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的陰霾中徹底走出，貿易保護的抬頭趨勢也不會很快消退，仍然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