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戰后重建，日本確立“貿易立國”戰略。伴隨出口擴大，其主要出口產品紡織品在20世紀60年代遭到美歐限制，揭開了日本對外貿易摩擦的歷史。貿易摩擦歷經日本經濟的復蘇、發展、高增長、泡沫經濟等各階段，直至現在，日美在鋼鐵領域的摩擦近半個世紀。

　　最初的摩擦是紡織品——勞動密集型產品，隨后鋼鐵、平板玻璃、造船等的摩擦上升到資金密集型，最后的彩電、汽車、半導體等則進一步上升到技術密集型。目前，電器、鋼鐵、化工品為主要摩擦對象。

　　早期的貿易摩擦，美歐對日要求主要集中于限制出口。如強迫日本對紡織品、鋼鐵出口實行自主限制，認定日本汽車、彩電傾銷。此后則將視線逐步轉到開放市場，如著名的美國要求日本電信電話公社開放電信設備采購案。同時，開放市場的斗爭也延展到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中。20世紀80年代前，貿易摩擦主要體現在具體商品及其進出口政策上，但對單個商品的糾纏并未根本解決美歐對日巨額貿易逆差，美歐將目光進一步投向日本的宏觀經濟政策。1985年美歐與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強迫其變更匯率制度即是一個明顯例子。

　　從全球角度看，上世紀，日本作為國際貿易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時也是貿易摩擦最大受害者之一，包含內外兩因素。(一)內因構成主因。首先，戰后的日本急于復興，“貿易立國”戰略的實質是以擴大出口帶動國內生產和經濟增長，在初期更以犧牲國內居民消費來集中社會各類資源擴大出口。忽視消費和進口的貿易政策，導致其進出口貿易結構嚴重失衡，出口金額和增速遠大于進口，日本產品大量沖擊他國市場，而他國產品卻被排斥在其市場之外。其次，市場過于集中在發達國家。追求高數量、高回報、高價格、高份額的出口“一邊倒”政策，引發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市場高度集中。以1979年為例，日本運輸機械、化工、機電、金屬產品對美市場的依存度分別高達39.3%、26.9%、25.2%和21.4%。再次，市場結構閉塞復雜。日本貿易政策趨向出口，而產業政策和行業習慣則趨向“自給自主”和“關聯交易”，即注重使用本國產品、集團企業產品，注重長期穩定交易，不輕易接受“外來者”；加之復雜多重的交易結構，使得眾多外國產品難以進入日本市場。(二)外因為直接誘因。戰后，伴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各國高唱自由主義的同時，保護主義卻構成其貿易政策最根本的深層框架。這使得歐美在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間左右搖擺，視其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不斷調整貿易政策，屢屢采用各種保護主義手法維護本國產業利益。另外，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改變。美英等作為世界主要工業品生產國的經濟格局，在日德追擊下，于20世紀中葉發生根本改變，目前已轉為世界工業品的重要進口國。而經濟結構轉變的內在形式以破產、失業得以表現的同時，對外則以貿易摩擦的方式得以體現。

　　盡管日本在外界壓力下擴大開放國內市場，并被迫于1985年在美國紐約同主要西方大國簽署了讓本國付出沉重代價的“廣場協議”，不過，日本政府隨后采取了調整產業結構、擴大海外直接投資和向亞洲市場轉移投資等措施，積極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從而拓展了對外貿易，使日本數碼家電和汽車風靡全球。

　　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日本企業按照國家相關產業政策積極研發新產品，在相關部門指導下開展對外貿易，改變經營方式以避免貿易糾紛。

　　(一)加強內部發展，避免摩擦。

　　1，有序出口，從源頭實施控制。日本修改出臺了《貿易管理令》、《進出口交易法》、《紡織工業結構改善臨時措施法》等一系列措施，限制企業擴張設備和生產能力，維護出口秩序；加強行業自律，從整體上保證了出口的有序。目前，避免同業競爭，協同出口，維持市場格局等仍是日本主要廠家對外出口的策略。

　　2，調整產業和市場結構，實施質量、技術競爭。針對貿易摩擦商品主要以低價沖擊對方市場，政府積極鼓勵企業采取以質取勝戰略，從價格競爭躍升到質量、技術競爭，保持與國外競爭對手的非價格優勢，打消其挑起摩擦的口實，同時積極推行市場多元化戰略。

　　3，推動進口自由化，開放國內市場。面對國外日益高漲的指責和不斷增加的貿易紛爭，日本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逐步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后，大幅下調和撤銷關稅，放寬進口限制，簡化進口手續，到80年代中期其平均關稅水平降至2.6%，低于美歐。同時放寬外國企業進入國內市場的準入條件。

　　4，擴大內需，降低出口倚重。作為根本扭轉貿易摩擦的途徑，日本意識到只有降低對出口的倚重，擴大內需，才會實現更為平衡的貿易格局和經濟發展。

　　(二)擴大對外投資與合作，轉移摩擦。

　　1，放寬資本輸出限制，擴大對外投資。面對不斷增加的摩擦和企業自身尋求發展的矛盾，日本最終將目光投向在海外投資建廠，以化作當地企業，通過貢獻就業、稅收等，尋求避風港。20世紀60年代起彩電、鋼材、汽車等企業相繼在美投資設廠，即源于這一背景。

　　2，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創造協調的外部空間。針對國際社會不斷增強的指責，日本開始由專注于自我發展，轉為“謀求國際社會共同發展”。1985年后，相繼成立國際協力事業團、海外經濟協力基金，通過ODA(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等擴大對發展中國家援助。實施特惠關稅制度，在優惠關稅框架內，對發展中國家多種產品取消和降低關稅。

　　(三)完善機制，應對摩擦。

　　1，建立多層次的應對機制。經歷了長期的貿易摩擦困擾，日本開始高度重視應對摩擦。在政府層面，以經產省為主，從國別和行業政策予以對應。對于跨部門事務，則由凌駕各部之上的首相官邸居中協調。在企業層面，大型跨國企業普遍內設法務部，外聘專家，專門處理糾紛，形成了較強的應訴抗辯能力。團體作為日本經濟格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則在應訴、交涉、信息收集、協調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如在日美汽車談判中，日本汽車工業會負責提供證據材料；美對日鋼材反傾銷案中，日本鋼鐵聯盟和機械出口組合致函美國商務部反映行業意見等。目前，日本公正貿易中心作為跨行業應訴支援團體，專司外國經貿法規調研，跟蹤外國對日反傾銷、保障措施情況，提供信息咨詢和法律援助等。

　　2，完善分工協作體制。根據摩擦性質不同，政府、企業和團體分工協作，采取不同應對。在反傾銷應訴中，主要以企業為主，團體后援，輔以政府交涉。如反傾銷調查中的產業損害評估，由于單個企業不易應對，多由行業團體出面組織、協調，政府主要在幕后調停。應對保障措施時，以政府交涉為主，業界配合。

　　3，建立對外磋商溝通機制。事先溝通、防患未然是日本對外交涉的重要特點。

　　4，加強多邊交涉。世貿組織建立糾紛解決機制后，日本積極加以利用，單獨起訴10起，絕大多數是針對美國；作為第三方參與起訴則有16起，主要由歐盟牽頭；直接與發展中國家交鋒的訴訟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