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對外開放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其實在發展經濟學里有很多成熟的理論，比方說資金、市場、技術、就業等等，所以我覺得這些方面就不再去強調了，在過去三十年中國對外開放對我們在這些方面所做的貢獻。

    我想特別強調一下，開放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轉型的發展中大國的特殊作用和它的特殊挑戰。這里面我強調幾個特點，跟發展經濟學不太一樣的地方，第一，我們是轉型中的國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這可能在發展經濟學里還沒有一個討論的先例；還有，是一個大國，大家都知道，國際貿易當中，大國在很多事情上和小國是不一樣的，很多小國不能做的事情大國可以做，或者小國可以做的事情，大國不能做。所以我們在研究當中必須要強調中國除了發展中國家以外的兩個特點，第一是轉型，第二是大國。

    這里面我想強調的作用一個是對中國轉型的作用。

    中國的體制改革，當我們現在講成功的時候，我們經常總結經驗教訓，尤其我們作為轉型國家，通常跟東歐，前蘇聯比，覺得我們比他們轉得成功。他們的轉型，特別是九十年代明顯的對比，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俄羅斯一塌糊涂，東歐也比較有問題。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多人認為我們是因為我們搞的是漸進式的改革，而他們是休克療法，其實我認為中國和前蘇聯在轉型中一個成功一個不成功的關鍵不是因為漸進不漸進的問題。因為其實蘇聯和東歐集團也搞過漸進式改革，我們改革開放之初也學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改革，可是他們最終漸進式也沒有成功，先不評論蘇聯搞漸進式改革和休克療法的差別。但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是在開放中改革，而他們雖然做了改革，但并沒有開放。因為對體制的沖擊并不是把一個舊的東西打破了就行了，打破一個舊的體制是容易的，但最關鍵的是你能不能建立一個新的市場機制出來，這點我覺得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最主要就是通過引進外資、對外開放而逐漸建立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而這一點在前蘇聯身上，可以說它是做得很差的，因為九十年代初我也專門去考察過俄羅斯經濟，我說它根本就沒有開放。這可能也和我們的歷史有關系，特別是在一個公有制的體制下，怎么引進一個私有的競爭，雖然俄羅斯在法律上強調可以有私有化，可是它并沒有私有的力量和機制來創造一個新的競爭市場機制，我們從理論上講是不允許，尤其是在開始，是不允許私人企業競爭的，通過什么讓私有企業沖擊公有體制呢？實際上對外開放最初不是直接的，因為中國當初一直對私有制經濟抱著警惕的情緒，而通過對外引進的做法漸漸地建立新的體制，我覺得這是一個特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特殊作用。

    第二，對企業家才能。市場經濟不光是體制問題，還取決于企業家才能，現在我們教科書里很典型的幾點，一個是經濟發展除了資源以外就是土地，資本，勞動力，企業家參與，尤其是市場經濟，怎么把這些資源組合起來，從市場經濟的微觀角度來考慮，這也需要開放。中國比蘇聯要好得多，因為我們的人民公社至少還沒有到國營農場的階段，而且農村改革里，包括很多民族資本家都還存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比他們做起來容易一點，但我們離世界先進的市場經濟差別很大。怎么改革呢？不可能把所有人都送去培訓，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以前我們的經營方式是什么樣的，現在的經營方式是什么樣的，很多東西是通過技術外延，但技術并不僅僅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技術的外延。我們最初就引進了很多香港的企業，而這些企業的行為本身是一種示范效應，通過它傳播，首先在行業里，然后是行業之間，甚至行業以外的，我們叫“技術外移”，對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三我認為它確實對我們中國經濟的穩定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們在開放時，大家都知道國家安全，經常擔心這個問題，其實作為一個大國來講，我認為不必太擔心，特別是我們現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五周年時商務部也專門做了學術討論會，有人提出國家安全，那時候叫“敏感問題”，首先外資已經占了某個行業的70%了。壟斷，大國和效果是有區別的，什么叫壟斷？經濟學定義上是一家控制，而即使一個大國有70%的外資，但并不意味著外資已經對我們的經濟產生了威脅，或者因為外資壟斷了，因為它不是一家企業，而是很多企業。小國是比較緊張的，一個跨國公司可以搞定一個小國的經濟，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世界上沒有一家跨國公司可以搞定中國的經濟，我們反過來可以利用多家外資企業的競爭使得我們這個行業得到更大的發展，因為它并不是一家外資控制著我們的經濟。所以從這點上來講，我覺得這又是大國的優勢，而我們恰恰也是利用了這個優勢，在過去三十年中，允許很多的FDI進來，特別是我和韓國人交流，我們談到中國加入WTO時，他們說中國怎么敢開放這么大？后來我就說，我們是大國。當然我們的開放比他們更徹底，就像FDI，韓國，說句實在話，它不是很開放，還是屬于外向型經濟的狀況，剛才薛老師也講過了，有不同階段，外向型和開放型。你看它吸引外資主要是吸引資本，借錢，開放市場，我自己干，不允許你來干。我們從很早，其實從鄧小平開始時就允許外資直接進來，不要小看這個區別，其實到了關鍵時刻這是有差別的，比如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其實一部分造成韓國經濟危機原因是因為外資外逃，當它發現你前景不好的時候很容易撤出去。所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給我們的教訓就是，包括印度尼西亞，它只是吸引外資，但并沒有真正開放，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外資能很輕易地撤出。而我們也經歷過考驗，1989年六市，當時我在美國聽到一片聲音說中國改革開放徹底完了，外資全跑了。后來1990年我回來看，發現天津就跑了兩家，主要原因是它跑不掉，主要是FDI，像摩托羅拉這樣的企業，把它的利益跟你綁在一起了。當時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嚷嚷著要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但它不可能進行貿易制裁，因為由于開放，我們的經濟和他們的經濟，和國際經濟已經緊密地連在一起，誰要對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制裁，一定不會光傷害到我們，也會傷害其他。所以大國的經濟開放實際上有時候是不用太擔心它的穩定問題的，某種意義上來講反而還可以起到穩定的作用。

    當然作為轉型中的、發展中的大國，我們在開放過程中也面臨許多挑戰，以下幾點是需要我們做研究，需要關注的。

    你要想抑制通貨膨脹，緊縮銀根，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而人民幣升值壓力更大以后就對我們的出口形成很大的影響。而對通貨膨脹的研究，現在我們的通貨膨脹到底是不是因為國內總需求增加引起的呢？還是國際通貨膨脹的引進？這里面你所處理的政策，我們的政府必須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學會怎樣處理和以前不同的宏觀問題，九十年代對對付通貨膨脹確實是國內的問題，緊縮銀根，解決問題，現在不光是國內的問題，而是全球能源資源、農產品價格的普遍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用傳統的宏觀經濟政策，能不能解決宏觀問題，會不會傷害到我們的對外經濟問題，這是一個挑戰。前兩年已經談到了，當時吳儀副總理還在主持對外開放討論時，我當時也提出一點，現在有時候政府做事兒，每個部門做一件事情就集中做，比如對外貿易的加工貿易，說加工貿易不是我們要發展的，那我們可以逐漸調整。但有時候，能源部門、環境部門，包括匯率，多管齊下，每一個部門都覺得我沒做什么，只是為了要抑制一下，可是你要知道，當所有的部門同時做這個事的時候，對我們外貿的打擊是非常厲害的。所以我們的政府現在必須要學會在開放條件下的政策協調，而不是僅僅從國內的目標出發。

    第二，要堅持改革開放下的企業改革。現在我們的國有企業做得不錯，通常是這樣的，當我們做得很好時我們就忘掉改革了，我們的改革都是在經濟不太好的時候想起市場，想起基本原理，所以搞改革，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很好的時候，改革是不是需要繼續，特別是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有人說要反思，反思什么？不是反思我們的開放，不是反思我們的改革，而是說看到我們做得不夠的地方，我們沒做錯，出現的貧富差別也好、環境問題也好，這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當中必然要出現的問題，而不是說我們改革開放太多了，改革錯了。現在你看，國有企業改革，我記得很清楚，加入世貿組織時，當時克林頓總統派了很多經濟學家跟我們談，他們擔心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國有企業不再改革了，當時我記得很清楚，我跟他們談，不會的，中國的改革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自己。但現在我倒有點擔心，我們的國有企業現在運營得很好，根本就不談改革，談競爭力，談國外競爭力。可是要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仍然是問題。我們在什么情況下有競爭力？我們是在國家具有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競爭力，而適應國際規則，不能說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前遵守國際規則，當我進去以后強大以后就不遵守你的國際規則了，而是通過我們強大的力量來做，我是有點擔心。

    我們的國有企業現在運營得很好，根本就不談改革，談競爭力，談國外競爭力。可是要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仍然是問題。我們在什么情況下有競爭力？我們是在國家具有壟斷地位的情況下國有企業的競爭力，而適應國際規則，不能說在進入世貿組織以前遵守國際規則，當我進去以后強大以后就不遵守你的國際規則了，而是通過我們強大的力量來做，我是有點擔心。改革不但要在我們不行的時候想到改革，還必須要在我們很成功的時候，經濟發展很好、企業運營很出色、很盈利的時候也想到改革。這是比較難的。有句話說，一個人比較容易對付困難，但比較難對付成功。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就是在我們成功的時候能不能堅持改革。

    第三，改革開放步伐的問題和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五周年薄熙來部長專門開座談會，我說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但同時我們必須要考慮加快國內開放，我也同意我們要加快步伐，不是我們改革開放不對，是我們國內民營企業，國內開放太慢，很多行業國內并沒有開放，進來的就只有國外跨國公司的市場，所以在某種情況下，我們還是要加快國內民營企業的開放，現在一些領域爭取在對國外開放以前使得我們國內的民營企業更快地成長起來。

    第四，地區的收入差異有時候跟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有關系的。我在南開的一次會議上專門做了一個學術報告，看東西部的差距，可能跟我們改革開放的戰略是有關系的，這個問題在國外很多人研究，收入分配與改革開放的關系，每個階層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也要關注這個問題，不是說開放一定都是好的，開放一定會帶來某些地區出現問題，其中包括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

    第五，怎么樣處理好政治與經濟的關系，特別是現在我們處在一個這么特殊的階段，好多東西可能不光是經濟問題，有些是利益問題，有些需要做公關工作，比如我們跟美國的貿易順差問題，學者和官員都在說，這不是我們的錯啊，是你們消費太多了，你們儲蓄太低，是別的國家順差到我們這里來了，等等等等，或者這么說，是因為我們想進口的東西你們不賣，這些都有道理，可是不解決問題，很多的問題實際上，當然這可能不是我們學者做的事情，而是政府做的事情，在這么一個開放的大國當中，現在很多問題是要把經濟、政治綜合起來考慮，有些問題可能就要犧牲一些經濟利益，比如跟美國的貿易順差。在必要的時候，那次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包括吳儀副總理帶了一些人去采購，當時我跟馬部長也建議，在必要的時候我們可能需要采取這種措施，去購買。看起來好象跟市場經濟不符合，但我把它稱之為“國際關系中的公關工作”，必要的時候你必須要做，共贏，讓人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當中獲得利益，而不是感到你是一種威脅，這個關系我們必須要學會處理，而且現在我們正處在特殊階段，三十年前大家根本不關注，我1982年到美國去，東西賣得絕對比國內便宜，可是從來沒有人反傾銷，因為對美國經濟沒有影響。現在為什么反傾銷這么嚴重，因為我們已經對他們產生了影響，而且中國經濟已經發展越來越快，這跟每個社會是一樣的，當你很弱的時候他不在乎你，他同情你，你真的很強的時候他又佩服你，現在是從不如他的時候變得要跟他差不多的時候他嫉妒你，這段時間比較特殊，未來二十年中國的國際關系，經濟、政治、貿易等都錯綜復雜地放在一塊兒。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有聰明的才智，需要放開眼界，不能光看我們自己，光談我們的戰略問題，現在我們很多時候都是在研究我們自己的戰略，你要想想人家會怎么反映。

    最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理念，中國雖然改革開放很快，可是我們很多理念還停留在傳統經濟、小農市場的東西，和國際市場就會有沖突，比如自力更生、自給自足，這個理念我們從來都認為是很好的，可是和市場經濟不吻合，出口是好的，進口就是問題，現在好一點，因為現在貿易順差太大了。還有民族主義，民族悲情主義，包括在國際關系當中政府的作用等等。所以這些理念，也是未來二十年的非常挑戰。

    總而言之，我覺得改革開放，特別是開放的戰略，是我們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在未來的開放當中，我們也面臨著很多新的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