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年，是中國從貧窮落后向富裕和強大邁進的30年，也是一代又一代建設者用心血和汗水成就理想的30年。”我對此感受很深。
               
     談到改革開放，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化纖事業的艱難起步，特別是儀征化纖上馬和下馬的一波三折。
                
    1978年，為了加速國家的經濟建設和解決國內壓力巨大的穿衣吃飯等民生問題，作為國家重點項目的儀征化纖正式籌備建設，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經黨中央批準的22個重點引進項目之一，也是我國乃至世界的特大型化纖企業。我當時被任命為儀征化纖工程的副總指揮兼總工程師，負責這個重大工程的對外談判、設計審查、工藝和生產準備工作。可是，當時國家剛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家底很薄，要完成這么大的工程首先遇到的是經濟上的困難，由于國力不濟，工程曾面臨著下馬的命運。當時主抓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谷牧召集國務院相關部委的領導和專家開會商量，我和紡織部副部長王瑞庭等有關人員提出建議：“項目不能取消，合同也不可能廢除，可采取分期建設的辦法。”部領導委派我會同外貿部的代表一起去德國會談，終于達成了分期交付設備，分期付款和分兩期建成的協議，使儀征化纖工程得以順利地開展。在對外談判工作中，我們始終牢記周總理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對外方針，每一項談判都要貨比三家，比較技術的先進性、可靠性，比較設備的性能，比較供貨商的價格和技術服務條件。在儀征化纖成套設備供應等談判中，貨比幾家以后，最后談定的成套項目為國家節約了2000多萬美元。對儀化的抽絲設備，只進口兩套生產線，其余絕大部分都由國內自制，效果很好。
                
    回想起當初與外商談判時的艱辛，也是難與外人道的。在別人看來，我們每天西裝革履，出入于高級酒店，很是風光。而這背后的情景，我夫人至今還會對人提起。當時我們剛到北京，一家四口人擠在招待所一間15平方米的房里。我每天晚上都要查看相關技術材料，編寫談判提綱、合同草稿，準備第二天的談判，實在沒有地方可供加班，就把招待所的廁所當成了自己加班的辦公室。每天晚上到家后脫去西裝，換上汗衫，把自己和一大堆資料反鎖在廁所里面，工作到半夜三更，這種情況持續了半年。條件雖然艱苦，但是在那個時代，絕大多數同志都是以這種狀態來工作的。比如我們的老部長錢之光同志、主管化纖的副部長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在這些老領導的言傳身教下，當時紡織部化纖項目建設辦公室的所有同志都是不計名利、不提條件地勤懇工作。
                
    談到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功績，我認為數據能充分地說明問題。1980年，中國化纖產量45萬噸，僅占世界總產量的3.3％；1990年達到165萬噸，占世界總產量的9.3％；2000年，我國化纖產量694萬噸，占到世界總產量的24％，躍居世界首位；到去年，中國化纖產量占世界總產量已經超過了50％，我國成為不可替代的化纖生產大國。
                
    還可以換一種說法，從改革開放的１９７８年開始計算，我國化纖的產量是以每10年翻兩番的速度發展。看到今天中國的發展，我們覺得自己年輕時的艱難困苦實在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