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加工貿易政策收緊……
　　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成品油價格居高不下、煤電油運力緊張……
　　在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重重壓力之下，我國東部地區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大戶”，悄然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步伐。
　　
    “成本倒逼”激發新一輪產業轉移
　　
    “由于招不到工人，公司的５條成型生產線一度縮減至２條。”東莞清溪吉興鞋廠的人事部經理向記者介紹說。
　　
    目前，因勞動力價格偏低等原因，在制造業占工業總產值近８９％的國際制造名城東莞，“招工難”的現象日顯突出。
　　
    其實，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只是當前沿海一些企業遭遇生存困局的一個方面。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成品油價格居高不下，煤電油運力緊張、原材料價格頻漲……中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一系列困難和不確定因素，刺痛了加工制造業最為敏感的成本“神經”。
　　
    加上一系列促進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的政策出臺，節能減排和勞動合同法陸續實施，環境保護門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勞工權益有了強制約束。各種復雜因素累加的高成本，激發了新一輪產業轉移興起。
　　
    以勞動密集型的典型行業紡織業為例。紡織服裝業出口依存度達６０％的浙江省，人民幣每升值１％，棉紡織、毛紡織、服裝業的利潤率下降３．１９％、２．２７％、６．１８％。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江蘇、浙江、山東等６個省市，紡織行業中三分之二的企業平均利潤只有０．６２％。
　　
    不僅僅是紡織行業，電子元器件、玩具、陶瓷、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境遇類似。
　　
    從歐美到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到中國東南沿海，再到中國中西部，世界產業轉移的最初動因都為成本所逼。
　　
    改革開放３０年來，以東部地區為標志，我國緊緊抓住全球產業跨境轉移的機遇，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引進了數以十萬計的現代化工廠，利用先進技術改造了傳統產業，推動我國工業化進程。目前，東南沿海地區的加工業已在品牌建設、企業管理、資本運作、人才培育、產業配套等方面積累了明顯優勢。但同時，人工成本、土地資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正在不斷消失。
　　
    “發達國家經驗表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產業轉移是很自然的態勢。有效配置資源、開拓市場，將土地、資源、勞動力、運輸等敏感成本的生產加工環節有選擇地遷移到成本相對較低或靠近終端市場的地區，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過程。”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表示。
　　
    生產要素在產業轉移中更合理配置
　　
    為把握正在興起的沿海產業轉移機遇，湖北省決定在三峽大壩下游、緊鄰長江的宜昌市猇亭區建設湖北深圳工業園，依托優勢的電力資源、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和優越的投資環境，吸引深圳等地的企業投資落戶。７月３日，首批８個項目在園區內正式開工，６１個項目同時簽訂投資協議，投資總額達２２４．４４億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型的現代經濟，要求各種生產要素在資源的配置過程中能夠自由、合理地流動。從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優勢和制約因素明顯看出：沿海之長，恰是中西部之短；中西部之長，恰是沿海之不足，雙方取長補短，聯合奮進，就可以產生巨大的能量。
　　
    “在迎接新一輪國內外產業轉移的浪潮中，重慶將放棄以‘大進大出’為主要特征的外向型經濟之路，在承接轉移時，有選擇、有重點地承接部分產業。”重慶市發展改革委主任楊慶育表示。
　
　 改革開放初期東部曾經的“海外接單，沿海加工”模式，在新的產業轉移中演變為“沿海接單，內地加工”。
　　
     以紡織產業為例，中國紡織產業的８０％以上仍集中在廣東、浙江、江蘇等東部地區。但據中國服裝協會發布的運行報告顯示，今年以來，東部地區生產開始收縮；中部地區產量同比提高了３０％左右。河南、湖南、安徽、四川等內陸省份已經成為服裝企業投資活躍省份。
　　
    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統計也表明，１月至４月，全國規模以上制造業尤以東北及西南地區發展較快。
　　
    “沿海地區要充分利用全球資源，主動承接服務業國際轉移，參與軟件等國際項目外包，優化產業結構，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發展國際品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龔六堂指出。
　　
    已形成全國領先的“土地精深化開發招商引資模式”的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在保持先進制造業結構不斷升級的同時，將“二次開發”的重點放在生產性服務業上。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俞標說：“只有順應變化趨勢，否定過去成功的自我，才能突破既有的體制機制和思維定勢。”
　　
    基于此輪產業轉移“成本倒逼”特點，產業升級的政策環境日漸成熟。轉移不僅僅是廠房、生產線簡單搬遷，以產業轉移為契機，謀求產業升級十分迫切。
　　
    始于降低成本，廣東東鵬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投資２５億元，在湖南省常德市城區和桃源、澧縣，分別興建陶瓷銷售、展覽、研發中心和現代化的生產線，將常德作為東鵬陶瓷的產銷大本營。
　　
    “這個項目，可不是將佛山的生產研發基地簡單地搬遷到常德，而是要借此機會對設備產品進行升級換代。”廣東東鵬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何明說。
　　
    經過３０年的改革開放，我國沿海地區已經從初級工業化階段邁入高級工業化階段，而西部內陸地區還處于經濟大開發初期。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研究部部長程偉表示，對于東南部企業來說，產業轉移可以擺脫企業成本不斷上升的“瓶頸”，集中資金進行產業升級，又可以享受到中西部正在蓬勃發展的市場，增強企業競爭實力。而中西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可以以投資迅速拉動經濟增長。
　　
    產業轉移謹防再走“彎路”
　　
    本世紀頭２０年是內陸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機遇期。
　　
    當產業轉移大規模展開之時，被冠以“淘金之旅”的投資洽談活動一時間沸沸揚揚。為了吸引投資，一些中西部地區競相強調“土地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以及“環境生態”承載空間。
　　
    “產業轉移必須要有長遠觀點。西部是中國生態脆弱、經濟滯后、社會相對貧困、人口較為密集的地區，面臨很大的發展壓力。在這樣的地區怎么定位其發展，包括城鎮建設、產業布局、生態風險、生態安全問題都需要認真考慮。”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朱信凱說。
　　
    我國東部在承接國際轉移中，曾經為高污染、高能耗、不環保企業設置過低門檻，有過慘痛教訓。在此輪產業轉移中，中西部要堅決將此類企業拒之門外。
　　
    湖北省省長李鴻忠認為，梯度轉移不等于把污染企業搬到中部，而是在技術升級、節能環保前提下的轉移。中部承接產業轉移要一步到位，不能因為追求經濟效益而降低對“進門”產業的選擇標準。
　　
    “要警惕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轉移，走科學可持續發展的路徑。”梅新育表示。
　　
    承接產業轉移對中部地區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國中部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階段，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將處于建設用地高峰，而作為國家糧食主產區，基本農田保護面積大、建設用地預留空間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中西部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要努力擺脫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困境，除了增加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之外，還要將產業轉移的鏈條延伸到研發和設計環節，特別是要以良好的環境鼓勵和引導產業轉移。”梅新育指出，內陸地區要積極承接高附加值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
　　
    雖然全球范圍每一次產業轉移，都不同程度造就了承接地的“經濟神話”。但是，應當看到，目前中西部地區承接轉移，依然面臨經濟基礎薄弱、配套設施不足、政策引導不力等問題。
　　
    “要采取多種方式為產業轉移提供資源整合的平臺。”程偉提出，政府要加強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培育本地區重點和特色行業。加強產業政策引導，同時加強工業園區的建設，發揮產業集群效力。
　
   　經歷改革開放以來的積累，我國東部地區在產業升級、產業集群發展中，品牌培育、資本實力等具備了較好條件。
　　
    “而目前中西部地區的資源、成本優勢十分明顯。利用資本運營在內的多種手段，整合東部和中西部發展資源非常關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王微博士建議，通過企業上市，風險資本融入，收購兼并等手段，快速實現規模擴大，提升品牌價值，有助于提高產業轉移水平。
　　
    “沿海企業在新形勢下的西進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而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的產業梯度轉移，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推動下不可逆轉的經濟潮流。”王微說，順應潮流，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是東西部面臨的共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