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如果將時光倒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個物資緊缺、外匯短缺的年代，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30年之后，中國已是世界第三貿易大國，數十種產品產銷量全球第一，特別是一度因為“太少”而困擾我們的外匯儲備，現如今卻因為“太多”而成為新的困擾。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證明，中國外貿如此奇跡般的增長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轉變是分不開的。正是得益于這一結構性轉變，越來越多體現中國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并創造了中國外貿持續高增的局面。

　　30年來，中國進出口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大致體現了從自然資源稟賦產品，到勞動力稟賦產品，再到機電和高新技術等資金和技術稟賦產品的發展脈絡。

　　我們可以用一組數字來加以佐證：在出口方面，從1980年至2005年，我國初級產品比重從51.6%下降到6.4%；工業制成品比重從48.4%上升到93.6%。機電產品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61.3%，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31.3%，非機電產品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為38.7%。進口方面，1980年至2005年，初級產品比重從37.7%下降到22.4%；工業制成品比重從62.3%上升到77.6%。機電產品對進口增長的貢獻率為48.9%，其中高新技術產品對進口增長的貢獻率為22.5%，非機電產品對進口增長的貢獻率為51.1%。

　　站在改革開放30周年的節點上回望，中國的進出口商品走過了一條怎樣的結構調整之路？產品結構不斷提升的壓力和動力何在？在不同的增長階段又體現出怎樣的演進特征？即便是處于今天機電和高新產品統領出口江山的繁華構筑中，中國外貿又是否可以高枕無憂？

　　帶著這些問題和思索，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引入外部競爭、培育市場經濟因素，到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再到入世后外貿體制與國際全面接軌的三個特征鮮明的歷史時期，再次“一路走來”。

　　2007年，中國的GDP達到24.66萬億元，居世界第四位，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1978年的1%上升到8%。進出口總額達到2.17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貿易比重也從1978年不到1%上升到8%。外匯儲備資產達到1.68萬億美元，世界第一。

　　記得在改革開放之初，從1978年到1984年，中國大陸的出口主要依賴初級產品，并沒有發揮出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這種貿易結構受當時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很大。直至1985年之后，中國大陸的出口結構才開始出現新的發展趨勢，逐漸走上了一條發揮勞動力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輕型化蛻變之路。

　　中國經濟30年來的深刻歷史變化，與我國外經貿體制的不斷改革、產品和產業結構的應運優化、中國生產力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密不可分。中國出口奇跡的創造，從改革開放之初開始醞釀……

　　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回憶，1978年～1991年期間，外貿領域改革通過對內放權讓利，對外引入外來競爭壓力，以此培育市場經濟因素。其時，改革的主要舉措包括下放外貿經營權；鼓勵出口，實行外貿減虧增盈分成制度，有地區差別的外匯留成，對出口產品實行退稅等；建立全國性的外匯調劑市場，企業自有外匯可隨時進入市場自由調劑；國家運用價格、匯率、利率、退稅、出口信貸等手段調控外貿；在輕工、工藝、服裝行業進行自負盈虧的改革試點。

　　出口比較優勢一度喪失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在我國出口中初級產品占主導地位，其中石油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外匯收入來源。這種較低層次的出口結構，僅僅是利用了自己資源不惜“血本”換匯而已，并未發揮出勞動力的比較優勢。

　　據海關統計，1980年我國初級產品占出口比重的50.3%，其中石油和煤炭占了23.8%；工業制成品的比重只有49.7%，其中主要又是加工程度較低的紡織品（如棉布、紡紗等）和礦冶產品，約占總出口的1/4左右。

　　這種貿易結構決定了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因石油價格變化而急劇變化，中國的出口也隨之出現較大起伏。雖然在對美歐市場的開拓方面有所加強，我國出口在數量上擴大了，但反映在總體增長率上卻不高。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1983年的出口產品結構在這一時期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從1983年的數據來看，中國的出口商品中，17大類（黑色金屬、有色金屬、電力、煤炭、石油、重化工、輕化工、重型機械、輕型機械、建材、重型林業產品、輕型林業產品、食品、紡織、縫紉和皮革制品、織品和文教用品、其他、農業產品）中有14類是虧損的，贏利的僅有石油（盈利率56.9%）、煤炭（盈利率10.4%）和建筑材料（盈利率8.6%）三類。

　　張燕生表示，這反映出由于當時國內價格體系的嚴重扭曲，上述虧損類商品在國內的計劃價格體系中的價格被明顯壓低，無法真實地判斷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資源性產品的大量出口。相反，那些可以形成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的輕紡產品，在出口時只能接受補貼來彌補虧損。

　　由于缺乏刺激出口的因素，加之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1980年～1985年這5年成為中國出口的相對低增長時期。以數字為例，1985年中國的出口只比1980年增加了50.4%；同時，1985年的出口中，初級產品的比重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點50.4%，石油和煤炭比重超過1/4，紡織品繼續保持5年前17%左右的水平。而最能反映中國勞動力比較優勢的服裝和鞋類，出口增長不多。

　　這種狀態在1985年后才逐漸發生了轉變，而其內部動力則源于1984年底中國采取的一系列推動出口的措施。

　　勞動密集型產品輕裝上陣

　　為了鼓勵出口，1984年底，中國開始積極采取措施。當年9月，國務院轉批外經貿部《關于外貿體制改革意見的報告的通知》，首次提出了"政企職責分開，實行進出口代理制，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進出結合"的外貿體制改革原則，在保留原有體制的條件下，把外貿經營管理權、外匯審批使用權，分散、下放到各地方和部門，并配合以商品出口退稅、外匯留成等方法，調動了各方面的出口積極性。

　　經過一兩年的政策刺激后，以1985年為肇始，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明顯轉變，逐漸走上了一條發揮勞動力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輕型化蛻變之路，并由此帶來了持續的出口增長。中國出口產品經歷的第一次大的結構性轉變恰恰發生在1986年，以紡織服裝出口首次超過石油出口為重要標志。

　　汕頭市宜家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雄勇回憶說，那時的出口商品結構之所以出現調整，主要是因為80年代中期開始，外貿領域逐漸打破行政"條塊"，地方外貿公司自負盈虧，外貿領域進入了競爭年代。而這種競爭使企業開始重新審視"以產定銷"的貿易形式，經營理念逐步從"賣方市場"朝著"買方市場"遷移。

　　這一時期商品結構變化，清晰地折射在了素有外貿"晴雨表"之稱的廣交會之上。一批適銷對路的服裝、玩具、鞋類等成為廣交會上的主打產品；縫紉機、自行車、日用五金百貨等開始取代傳統的農副土特產品。

　　陳雄勇同時指出，反過來，通過廣交會這個對接國際市場的窗口，國內企業可以直接參與國際競爭，又進一步促進了產品形式和種類的創新。但他也坦言，這一時期的商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仍然較低，能叫得上的牌子的產品數量屈指可數。

　　而引領中國產品轉型升級的外來關鍵因素，則是外資企業的帶動和影響。據張燕生介紹，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加工貿易主要是與香港和東南亞投資企業合作的輕加工制成品，如服裝、紡織品、箱包、鞋類產品的出口。境外企業利用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技術和管理經驗，與中國低成本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相組合，形成了新的出口競爭優勢。

　　隨著產品結構的不斷調整，中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度在1992年達到了峰值：初級產品比重下降到了20%以下，紡織品、服裝、鞋這3項發展中國家出口初始階段的典型勞動密集產品，占當年出口總額的35.4%，比1990年的23.4%提高了整整12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實現了資源型向輕型化和勞動密集化的演變。當年，服裝出口占總出口的19.9%，幾乎相當于全部初級產品出口的總和；鞋類出口也達到了總出口的4.9%，接近當年石油和煤炭的出口總額。

　　張燕生指出，中國出口結構的變化，也反映出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比較優勢的變化。中國的比較優勢，如其他比較成功的出口型經濟一樣，正逐步從資源性產品，走向勞動密集產品，再走向資本密集產品。同時，中國又與其他的小型出口經濟不同，因為勞動力供應充足，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可以在較長時間里保持一個比較綜合的結構，既會發展檔次高的產品，也不會令低檔產品在短期內失去競爭力。

　　就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悄然領軍的同時，另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機電產品出口在這一時期初顯影響力。統計顯示，1992年機電產品出口占到了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至23.1%。業內人士稱，這意味著中國出口新的增長點浮出水面，并將引領中國外貿大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