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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是當前紡織業困境的直接誘因，危局之下的一些內在問題卻由來已久。
    眾所周知，紡織在傳統上被認為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紡織業近年來的高速發展在根本上要歸于它與我國當時要素稟賦狀況的契合。然而當勞動成本的提高、外匯儲備的積累和人民幣匯率的上行壓力預示著中國開始走出廉價勞動力時代，紡織行業也來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自去年以來紡織行業投資增速的下降和投資重心的西移其實已經對此給出了信號，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在催化這種產業裂變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中國的紡織行業應該如何才能夠在逆境中完成產業升級而不至于使這一進程中途夭折？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讓我們首先來回顧兩個要點。第一個要點來自于產業經濟學，它告訴我們，在表面上統一的行業內部，其實存在著諸多更為具體的細分市場或領域，它們的技術特征和市場結構可能截然不同。這一事實的重要性在于它說明紡織行業并不一定要被束縛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技術上，而是有著向價值鏈高端攀升的可能。另一要點則來自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特征：自1990年以來，除了1993年的例外，儲蓄大于投資是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這一現象雖然可以部分地用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來加以解釋，但它至少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中國企業出口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國際金融資產的形式存在而未能轉化為更具贏利性的實體投資。這一現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仍然是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謎，它也引出了許多嘗試性的解釋，如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安全性，國際市場中的分工與信息不對稱等等。不過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今天，前一個理由未免顯得有些蒼白，而經過20世紀80年代起航的海外并購之旅，尤其是國家在1999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戰略之后，中國企業應該具備了全球性的眼光去突破國際市場的信息與操作壁壘。在緊隨“信心之旅”的歐洲采購團當中，紡織行業占有重要的位置，這或許會成為它依托國外先進技術實現產業升級的一個助推器。
    很顯然，在紡織行業的升級過程中，政府將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作為金融危機的后果之一，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往往更關注于政府的啟動內需計劃為紡織業創造的機遇和在信貸、稅務等方面對企業的直接支持，而相對忽視了政府在另一方面的關鍵性作用：產業發展協調與引導。事實上，認識后者的最好途徑是試圖回答下面的問題：紡織行業升級與紡織企業技術升級的區別是什么？而它的答案則涉及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技術互補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勒曾經觀察到一個令人遺憾的現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引進最先進技術的努力最后都以失敗告終，原因在于國內缺乏相應的“輔助”工業，從而使得這些技術無法真正發揮其效能。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的今天，生產率的提高已不僅僅是單個企業技術進步的結果，同時也是相關的整個產業體系發展的產物。在這一產業體系中，某個企業的效率不但取決于它自身的技術與管理水平，而且取決于體系中其他企業的技術狀況和效率，這就是所謂的技術互補性。當存在技術互補性時，企業的分散決策很可能不是最優的，因為它只考慮了實施某種技術給自己帶來的收益而沒有考慮它對整個產業的積極作用。在技術互補性很強的情況下，例如必須要行業中大部分的企業都轉向某種要求大量固定投資的新型技術，它才能發揮作用——企業的決策很可能形成一個“囚徒困境”，即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愿意在不確定的前景下耗費巨資來進行技術升級。在這種情形中，政府或行業組織在行業發展中的引導協調作用就顯得極為重要。
    已經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在危機當中著眼于共同未來的能力，常常是行業轉型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