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反思經濟增長模式，可能是這次金融危機留給全世界的一份寶貴遺產。危機爆發后，相關國家也的確在不同程度上顯露出改弦更張的跡象。一方面，世人看到，美國個人儲蓄率從去年8月的0.8%開始反彈，到今年5月已升至6.9%，為過去15年以來所罕見。不過在筆者看來，最近幾個月的增長更像是一系列財政刺激計劃、特別是大規模減稅和短期政府福利項目作用的后果，美國儲蓄率的提高今后能否稱為一種常態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另一方面，出口大國，如中國和德國，也轉而重視國內市場，考慮如何通過擴大內需來抵消出口下滑對經濟的拖累。
長期以來，中國和德國出口分別稱雄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特別是德國，數十年來一直穩居世界出口冠軍寶座。然而自去年下半年起，呼嘯而來的金融海嘯，讓中、德兩國雙雙面臨出口滑坡的窘境。以今年1至4月為例，德國出口同比跌幅達22.9%；而中國則是20.5%。
雖然世所公認，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最直接重創的是美、英兩國，但受出口下滑拖累，眾多出口導向型國家經濟增長急劇減速、甚至出現負增長，影響程度超過美英。世界銀行2009年《全球金融發展報告》也指出，嚴重依賴出口的東亞經濟所受的沖擊要大于另一些相對不開放的地區。
或許正因為預見到了2009年更為嚴峻的出口形勢––據WTO預測，今年全球貿易規模將縮減9%，早在去年年底，中國就提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應對之道；而近日德國財政部長也公開表示，“德國經濟必須加強內需以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性”。
表面上看，兩國均強調重視內需，試圖通過國內市場來彌補海外市場的不足；但實質上兩者之間的區別也很明顯：對于德國，擴大內需是手段，而降低對出口依賴則是戰略性目標，即德國想借此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徹底轉型。而對于中國而言，這樣做還為時尚早，擴大內需和促進出口都是擺脫危機的辦法。擴大內需的同時，不必刻意強調出口比重的下降。事實上，只要都實現了絕對量的增長，兩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地推進。
個中原因其實也不難理解。其一，像德國這樣的成熟發達經濟體，國內消費對GDP的貢獻理應占有更高比例，走上內需驅動型的發展道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國家45%的收入來源于出口；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言，出口正處于從低端向中高端過渡階段，本身還有很大潛力可挖，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出口與消費、投資一樣，仍將是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不可或缺的三駕馬車之一。
其二，作為歐盟重要一員，德國還須受《穩定與增長公約》等重要財經紀律限制，不可能像中、美一樣，動輒推行數千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顯然，如果不想今后周期性地受制于外部需求大起大落的沖擊，就只有寄希望于國內市場提供穩定增長預期。而在中國，公共投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緩沖角色，可迅速彌補出口下降造成的缺口。因此，雖然同樣是20%以上的出口下滑，但一季度德國經濟負增長3.8%，而中國經濟卻出現了6.1%的正增長。
因此，筆者并不認為中國可在短時間內實現經濟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驅動型的轉變；相反，當前政府在爭取擴大內需的同時，在擴大出口方面也同樣可以大有作為。
首先，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的慣性巨大，由出口導向型經濟轉為內需驅動型經濟意味著整個國民經濟結構將發生巨大制度變遷。但從目前情況看，中國并不具備實現這個轉換的必要的制度條件，特別是社會保障和醫療改革的公共福利政策還處于改革摸索過程中，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居民儲蓄率不會出現明顯下降趨勢。
其次，雖然出口國無力改變美歐進口需求萎縮這一事實，但對于危機中的另外兩大威脅––貿易融資規模下降和貿易保護主義上升勢頭，中國完全可以與其他國家一道努力去糾正。在此筆者特別要強調的是，根據宏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擴大內需的積極財政政策通常會引起利率上升，由此對企業投資形成一個潛在的“擠出效應”，將大大增加出口企業的投融資成本；此時必須用寬松貨幣政策予以配合，也就是銀行信貸的持續擴張。銀行體系如果能為出口企業提供有效的擔保和融資便利，對于企業順利渡過難關無疑將是一個莫大幫助。
最后，保持出口產品和市場的多樣性，也有助于降低外部沖擊帶來的負面影響。
今年1至5月，中國機電產品出口同比下降21.9%，這一點與日、韓情況大致相仿；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則要好得多，例如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同比下降8.1%，鞋類出口下降2.2%，家具出口下降7.8%，塑料制品出口下降6.4%，箱包出口下降4%，玩具出口下降14%。顯然，對于中國而言，在出口結構不斷升級的同時，保留一定的消費收入彈性較低的中低端消費品生產，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繼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有利于減緩出口下滑速度，降低外部沖擊對國民經濟的負面影響。
另外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片面強調向內需轉型的“去出口化”論點的錯誤在于，沒有看到中國出口下滑的真正原因是以往過分依賴美歐市場，而將其完全歸咎于出口本身。近年來中國不斷開拓歐美之外的其他市場，如南美、非洲、中東等，這對減緩出口的整體下滑趨勢起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當前的危機，事實上也為促進東亞貿易和投資一體化創造了難得契機。通過促進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雙向自由流動，提高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能有效降低對歐美市場依賴，獲得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