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正在走向兩極分化。
一極即將終結“車間制造”，一極開始大量承接來自國內品牌的訂單。
在為外國企業做了30年的嫁衣之后，一部分企業開始走向產業鏈的兩端，“車間”這一最低附加值的制造環節正在被這些企業所拋棄；而另一部分，剛剛走進這個行業的人們，在重復著上一代的工作——為老外貼牌生產的同時，也開啟了為中國自己品牌的代工時代。
“假如國內的品牌發展成熟起來之后這種局面會普遍出現。”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說。
消失的“車間”
徐云旭偌大的辦公室里，純白色的歐式真皮沙發格外扎眼。
沙發背后的墻壁上，懸掛著徐云旭身著各式服裝的照片，她的工作是“生產時尚”。
一時間，很難將對面這個穿著光鮮的女子與騰旭集團董事長的身份結合起來。她，有點兒過于年輕。
徐云旭從17歲開始學做衣服，然后賣衣服，接國內訂單，直接接外貿訂單，再到創自己的品牌，十幾年間，騰旭服飾從一個只有8個人的小作坊發展到占地68畝，擁有員工1200多人的企業。現在已經集研發、設計、銷售等于一體，年生產服裝達500萬件，遠銷美國、意大利、法國等50多個國家市場。
繼續發展，徐云旭的目標并不是建廠房，擴大生產線，招收產業工人。恰恰相反，下一步她正在試圖砍掉利潤率最低的“車間”，向產業鏈的兩端傾斜。
徐云旭的“微笑計劃”醞釀于金融危機之中。
她自掏腰包，做了朋友眼中“傻子”才干的三件事：將投資1.5億元、位于甌海經濟開發區騰旭工業園新建成的11層大廈挪作“公用”；花數千萬元建設電子商務平臺和配套設施；服裝企業入駐的租金每平方米每個月只要15元，僅為同類辦公樓的四分之一。
2009年，這個所有企業感覺岌岌可危，但求自保的365天，對于徐云旭來說，關鍵詞只有一個——溫州服裝發展大廈。
6次走出去，為發展大廈平臺做推廣；20次大型國內外貿易對接會，為溫州服裝企業搭建貿易平臺；50次以上的研討會，請各界人士為發展大廈出謀劃策……
一年中，“平臺”變成了她的口頭禪，所有的興奮點，都集中在了甌海經濟開發區那座灰色的大樓上。
徐云旭說：“溫州3000家服裝企業，70%都處于整個產業鏈的最低端。企業普遍缺乏自主品牌，尤其是無法快速連通市場和研發。這個服裝大廈就是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成規模效應和產銷優勢，向產業鏈的兩端發展。”
“只有大家抱在一起才能產生規模效益，這是騰旭服飾一家難以完成的。”她說。
危機之后，中國的傳統制造業又面臨著新一輪的壓力，成本上升、招工荒、人民幣升值、國外市場仍不穩定等一系列問題，有的企業把“車間”西移。
徐云旭表示，對于單純的“制造”這一塊，可以說并沒有花太多的精力去想怎么辦。“兩端的事情做起來了，以后很可能會退出產業鏈的低端，逐漸讓車間消失，制造這部分找別的企業來做。”
“中國的沿海城市，像溫州，周邊的地價都漲到難以忍受的地步，工人工資也在節節攀升，制造這塊兒的優勢已經所剩無幾了。”她說。
現在騰旭服飾給外商代工的這部分已經基本都外包出去了，自己的品牌TRACE(翠絲)目前還是自己在做，也有了找國內工廠代工的打算。
“到時車間制造這部分就完全不要了，把訂單下給其他的工廠。”徐云旭說。
和徐云旭一樣，江蘇南京一家服裝企業也正在砍掉自己的車間。
這是一家上世紀90年代初起家，純做內銷，品牌已經在國內小有知名度的企業。老板王先生說：“我們下一步重點要發展的業務是店面拓展，直營店和加盟店爭取在今年翻番。至于生產這塊兒，現在已經大半都外包出去了，有的給國內貿易公司，有的直接下給工廠。”
危機之后，外貿加工企業自做品牌風起云涌。
王先生說：“部分企業肯定會成功，到時候代工廠會開始轉向，為國內的牌子貼牌生產。現在為外商生產的利潤也是越來越低，老外變得越來越精明，價格一壓再壓，生產成本卻在逐年增加。”
為中國企業代工
有的人離開，有的人進來。
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加工廠亦是如此，一時間不會全部消失。
南京的老何就是新進來的一位，他投資100多萬新設了廠房，“我是個新手，沒那么大的資金去做品牌，只能賺這個辛苦錢了。”老何面對代工生產越來越難做的質疑如此解釋。
老何說：“我做這個雖然不可能能像以前那些人一樣發大財，但是一段時間內還是沒問題的，因為在訂單量上有一定的保障。可以國內、國外的單子一起接。”
老何現在就給王先生的品牌在做代工，“給他做單子我的利潤還有10%左右，因為熟了直接接單，他自己主要在銷售環節去掙錢了，要是再通過國內貿易商轉過來利潤就要減少一半還多。”他說。
老何是個給自己清楚定位的商人。
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就強調，“轉型也好、升級也好，都要因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而異，兩者并非同時適合每個企業。”
中國代工生產30年之后，企業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態。
以前，產業分工中上下游鏈條分設在地球的兩端。隨著中國第一批企業資本的積累和產業升級的逐步完成，這種分工也將在中國同一個區域內出現。
為中國企業代工
有的人離開，有的人進來。
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加工廠亦是如此，一時間不會全部消失。
南京的老何就是新進來的一位，他投資100多萬新設了廠房，“我是個新手，沒那么大的資金去做品牌，只能賺這個辛苦錢了。”老何面對代工生產越來越難做的質疑如此解釋。
老何說：“我做這個雖然不可能能像以前那些人一樣發大財，但是一段時間內還是沒問題的，因為在訂單量上有一定的保障。可以國內、國外的單子一起接。”
老何現在就給王先生的品牌在做代工，“給他做單子我的利潤還有10%左右，因為熟了直接接單，他自己主要在銷售環節去掙錢了，要是再通過國內貿易商轉過來利潤就要減少一半還多。”他說。
老何是個給自己清楚定位的商人。
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黃發靜就強調，“轉型也好、升級也好，都要因不同的行業、不同的企業而異，兩者并非同時適合每個企業。”
中國代工生產30年之后，企業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態。
以前，產業分工中上下游鏈條分設在地球的兩端。隨著中國第一批企業資本的積累和產業升級的逐步完成，這種分工也將在中國同一個區域內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