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礎上降低40%至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要達到15%左右，同時要增加4000萬公頃的森林面積和13億立方米森林蓄積量。”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承諾必將為“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的制定增加壓力。如何統籌接下來的兩個五年規劃的科學、可持續發展，如何上承“十一五”的低碳之路，下啟“十二五”的綠色之途，“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的確定成為上述方程式的唯一解。
低碳起步，目標先行
在國際碳減排形勢與國內經濟增長的雙重壓力下，我國能源問題正面臨著必須確定未來戰略方向的路口，低碳戰略勢在必行。
《低碳管理》一書將“低碳戰略”定位為“以低碳作為發展模式、產品標準和無止境目標的宏觀架構。”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作者陳軍將低碳戰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節能減排、使用新能源、碳捕獲技術。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碳捕獲技術大規模實施太不現實，而新能源的應用也處于初期階段，效果有限，唯有節能減排是當下最可行、最切實的途徑。
起點易行，但并不意味著前方是坦途。
“節能不僅僅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節能還應對能源供應安全。節能目標同時也是實施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有利抓手。”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向記者表示。
“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在一片高歌中猛進，基本完成了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的目標，但也付出了經濟發展轉型中的陣痛代價。
時值“十二五”開局之年，既能快速推動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實現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又能使經濟發展模式轉變“軟著陸”，既能體現大國責任又能保護自身避免“懸空”發展的節能減排目標，成為我國低碳戰略科學起步的有力推手。
承上啟下，適度從嚴
“‘十二五’規劃要堅持制定節能減碳高目標并強化實施，才能產生實效。”楊富強表示。
據楊富強介紹，根據有關部門研究，重化工和高耗能產業的增長速度在“十二五”期間將會放緩。加上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和對高耗能產業的調整，能耗增長速度將會降低。如果在“十二五”期間采用低于18%的節能目標，即靠經濟發展的“慣性”就可達到，就會失去了政策目標的指導意義，不利于應對中國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
另外，“十一五”期間奠定的節能減排基礎也是楊建議堅持高目標的原因。“十一五”期間出臺的各種節能減排措施進一步完善落實，并在“十二五”期間陸續推出更有力的市場機制和激勵措施如價格、稅收、碳市場、獎勵、碳稅等，楊富強堅信，“十二五”期間達到能源強度下降20%左右的節能目標是有保證的。
隨著經濟結構的慢慢轉型，節能技術的不斷發展，“十二五”實現節能減排的高目標似乎也十分樂觀。“‘十一五’期間總的結構節能占節能總量少于10%，技術節能占絕大多數。‘十二五’期間將調整經濟結構作為重點，顯然經濟結構節能將會做出舉足輕重的貢獻。因此‘十二五’期間的節能目標要定得高些，才能指導和狠抓結構節能。”楊富強說。
目標分配，因地制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第一次將節能減排納入約束性目標的“十一五”已經完美收官，諸多經驗和教訓將成為我國實行低碳戰略的寶貴財富，基于此，“十二五”的指標確立及實行將更科學、更合理。
有了經驗，便有了優化的途徑。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間，會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和經濟手段來實現碳排放強度降低的目標。比如現在已經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探索開展碳交易，在“十二五”期間碳交易可能會走得快一些。
針對節能減排目標的實行和分配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環保部科技委員會會員馬中也在《對節能減排指標的理解和再思考》一文中提到，在節能減排指標選取方面，應考慮地區污染特點，選擇合適的減排目標；在節能減排指標分配方面，建議充分考慮地區經濟、社會和環境特征，使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與地區發展統籌兼顧，同時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資金和技術的扶持力度，促進其節能減排；對待企業，應充分考慮企業性質、能耗及污染排放數量等，合理分配企業指標，同時采用積極的資金、技術和信息扶持政策，促進企業執行節能減排目標。
目標明確，方能走得踏實；目標合理，方能全力實現。乘著“十一五”的節能減排東風，“十二五”節能減排目標又將以何種力度出現？這是一種姿態，也是一種氣魄，更是一種承上啟下、合理統籌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