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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河北兩省今年將皮棉、棉紗納入農產品增值稅進項稅額核定扣除試點，這讓長期受“高征低扣”問題困擾的棉紡織企業看到了一線曙光。但是由于計算方法復雜，具體的調整效果還需要企業按新規交稅后才能知曉。中國棉紡織協會副會長、湖南東信集團董事長高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安徽、河北兩省的試點給長期處于寒冬的棉紡織業帶來了一絲春意，但棉紡織業的困局遠不止這些，要走出困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棉花之痛
　　
　　“我們一直在為原料付出高昂的成本”
　　
　　湖南東信集團是國家工信部和湖南省新型工業化重點調度的大型紡織企業，湖南紡織龍頭，擁有50萬紗綻，5000頭汽流紡和5000臺織布機的規模，有員工8000人，年用棉量達10萬噸。近幾年來，隨著原料成本、人工成本、不合理稅賦以及各種收費的不斷上升，企業已處于微利經營狀態，特別是作為用棉大戶，棉花成本已壓得企業透不過氣來。據高驊介紹，目前，東信集團用棉量已壓縮了40%，轉用新型纖維，但棉花成本的壓力仍然很大。
　　
　　棉價的波動與國內外價差是牽動紡織企業生死存亡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經。高驊認為，表面看，大起大落的棉價是造成企業成本高、接單難的主要原因，而追根溯源，造成行業長期困擾的卻是棉花進口配額制、征收高額滑準稅、進銷項稅高征低扣等政策，導致企業無法公平參與國際競爭。當國際棉價高于國內時，進口棉花便貴上加貴，當國際棉價低于國內時，進口棉則由賤變貴。在2012年最極端的情況下，中國紡織業是以比競爭對手每噸高出7128元的用棉成本來參與國際競爭的。當前，棉價的異常波動可能過去，可國內棉價遠高于國際棉價的現實卻長期存在，企業一直在為原料付出高昂的成本。
　　
　　高驊說：“配額制、滑準稅妨礙了紡織企業利用市場手段進行資源配置，造成了中國紡織企業成本畸高。事實上棉價高還不是關鍵性問題，關鍵是棉價差，國內外棉花高價差會要了紡織企業的命。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制造的純棉40支以下的紗已無競爭力。喪失40支以下的紗線市場，意味著中國棉紡業在國際市場的潰敗。我們東信40支以下的紗線市場都被印巴和東南亞國家的企業搶走了。”
　　
　　面對居高不下的棉價差，中國企業不能自主利用海外原材料市場來“削峰填谷”。按照世貿協定,我國每年配額進口89.3萬噸棉花，實施1%的優惠關稅；但配額以外的進口棉花征收5%~40%的滑準稅。滑準稅的征收，相當于為進口棉價設置了底限，其目的在于減少進口棉對國內棉花市場的沖擊。但是由于進口配額遠遠小于需求，分不到配額或配額過低的企業即便進口棉花，也面臨不公平競爭而得不到實惠。
　　
　　高驊說：“目前，我們正以高于對手三分之一的原料成本參與國際競爭，這是靠技術創新、效率提升都難以消化的成本。我認為保護農業不應以犧牲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代價。如果紡織企業倒閉了，那全國的棉農和300多萬紡織工人怎么辦，社會還有何穩定可言？因此，我們渴望國家及早出臺相關政策，保障我國紡織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起點公平。”
　　
　　融資之貴
　　
　　“我們一直在為銀行‘打工’”
　　
　　2012年以來，“融資貴”也成為紡織業最為頭痛的問題。在中紡聯統計中心對行業500多家企業的調研中，有近4成企業融資利率比銀行基準率高10個百分點以上，如山東等地的紡織業貸款利率普遍浮30%以上，而且相當多的企業都被迫接受了承兌匯票業務。
　　
　　企業融資究竟有多貴？高驊為我們算了一筆賬：“我們就以一些企業貸1000萬元為例。首先，銀行一至三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65%，再上浮50%，收取利息為99.75萬元；其次，銀行要求將貸款做成6個月的全額承兌匯票，這意味著企業拿匯票給供應商，供應商只有在6個月后才能拿到錢。如果供應商不愿意等6個月，企業需要交貼現利息14%，增加利息70萬元。最后，企業還需要到銀行指定的擔保公司進行擔保，繳納最低3%的擔保費用。這樣，一筆1000萬元的貸款實際利率高達27%。此外，銀行有時還會以保證存貸比為由，要求企業存一定的保證金。”
　　
　　本應是服務實體經濟的銀行業，卻成為阻礙實體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要貸款，就要接受承兌貼現等條件，年底一算賬，銀行利率高達30%，都趕上民間高利貸了，這對實體經濟沖擊太大了。
　　
　　高驊說：“目前，銀行擔保條件高，融資費用高，紡織企業的微薄利潤都給銀行還利息了，完全是在給銀行‘打工’。紡織業是國家的支柱產業，重要的民生產業，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像我們東信就為國家提供了8000個就業崗位，多的時侯達12000人，為社會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我們呼吁國家能協調各金融機構，加大對紡織產業的扶持力度，降低擔保條件，減少全額保證金，緩解企業資金壓力。”
　　
　　用工之困
　　
　　“我們為招工難和用工貴憂心忡忡”
　　
　　據中紡聯抽樣調查顯示，去年紡織業工資平均漲幅在15%以上，但八成以上的企業依然存在用工短缺。許多企業反映，新一代農民工多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和成長環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由于紡織業噪音大，氣味重，工作壞境差，勞動強度大，而薪水又不算高，他們寧可做服務業，也不愿意到紡織行業打工。這就造成了紡織業招工難，留人難。據介紹，目前東信職工的平均年齡已接近45歲，一個近8000名職工的企業，連35歲左右的職工都找不出幾個。特別是技術人員和維修人員都年齡老化，大有后繼無人的趨勢。
　　
　　也有一些企業選擇福利留人，免費培訓，提高福利， 唯恐員工流失。預計今年員工薪酬還要上漲，工人工資照這樣漲下去，作為微利經營的紡織業真有點吃不消。
　　
　　稅負之重
　　
　　“我們被各種稅負壓得透不過氣來”
　　
　　“稅負重”也是紡織企業長期以來面臨的一個難題。高驊介紹，我國紡織企業均須繳納的稅賦和收費有：17%的增值稅，25%的所得稅，還有土地使用稅，城建稅，房產稅，印花稅，地方教育費附加，地方水利建設基金，殘疾人基金，環保費，工會經費等居多稅費和收費。這些納稅項目與其他工業企業相同，但紡織業承受了棉花增值稅“高征低扣”的不合理稅賦。比如同是農產品深加工，大豆加工成豆油，大豆和豆油都屬農產品，它的進項稅與銷項稅都是13%，而棉花加工后的紡織品歸屬工業品，銷項稅率為17%，實際多承擔了4個百分點的不合理稅賦。
　　
　　“過去，紡織企業的能源、勞動力成本較低，企業還能承受這種‘高征低扣’的稅收政策。但是現在紡織業的平均利潤才4%，國家應該平征平扣，減輕企業稅賦，還紡織業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棉花的進項稅和銷項稅能保持一致，都是13%，那么全行業將新增利潤40多億元，這無疑是為處在困境中的紡織業送來甘霖。”高驊說，“多數紡織企業其實并不指望國家補貼，企業靠補貼是長不大做不強的。但是像銀行融資貴，國內外棉價倒掛，棉花進項稅與銷項稅不統一等問題，是靠企業自身努力解決不了的，又嚴重影響了行業的穩定和發展。我們寄希望于國家支持紡織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早日出臺，讓中國紡織企業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走出生死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