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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8月1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了《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簡稱報告）。
　　
　　在報告中對融資成本的分析顯示，銀行貸款融資最低，中部地區企業債券融資的成本最高，從所有制情況看，融資規模和融資成本，國有企業處于優勢地位，大型企業、小微型企業的銀行貸款利率低于中型企業。
　　
　　報告認為，從銀行貸款渠道看，中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企業的銀行貸款利息成本呈現明顯階梯下降特征，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因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占比較高，獲得較低的銀行貸款利率。從債券融資渠道看，中部地區企業債券融資占比最高，但因域內銀行不良貸款的集中暴露、企業債信評級下降等因素影響而導致融資利率偏高。股權融資的貨幣化成本是樣本企業各融資渠道中最低的，東部地區因民營企業較多、金融市場與中介服務機構活躍、企業整體規范性更好，股權融資成本也最低。其他融資渠道呈現出與股權融資成本相同的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階梯上升的分布特征，充分表明了經濟發達的東部及受輻射帶動影響較大的中部地區，企業融資的多元化選擇更多。企業所有制的差異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依融資渠道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所有制背景帶來的影響在銀行信貸領域仍表現明顯，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明顯低于民營企業；但是，國有企業在債券融資、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市場中的成本優勢并不明顯。
　　
　　2016年8月，國務院發布《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國發[2016]48號，以下簡稱48號文），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直屬機構認真貫徹執行。為了解降成本政策的實施情況，2017年3月-5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財科院）調研組分赴東北、東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實地調研，采取與地方政府部門及行業協會座談、到實體企業走訪和線上問卷調查等方式，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進展、成效及面臨的困難，調研行業涉及有色金屬冶煉、機械制造、化工、電子科技等多產業領域，貫穿原材料到終端消費品全產業鏈，涵蓋大中型國企、民營企業等多種所有制類型企業。
　　
　　融資成本分析
　　
　　報告顯示，根據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4-2016年，無論是企業數量，還是資金規模，我國企業外源融資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受貨幣信貸宏觀穩中偏緊的影響，2016年以來，企業融資增速放緩。在各類融資方式中，銀行貸款依然是企業外源融資的最主要方式，其次是債券融資，股權融資與其它融資方式（信托、融資租賃、小額貸款等）相比仍然較少。但對比單家企業的各類融資規模時發現，單家企業的平均債券融資規模要遠大于單家企業的平均貸款規模。
　　
　　報告認為，銀行貸款成本僅次于其它融資成本，依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順序呈現明顯階梯下降特征。東部與中部地區企業各期限銀行貸款加權成本約為7.09%和6.97%，明顯高于西部和東北地區的6.41%和6.46%。中部地區企業債券融資的成本最高，各年加權平均成本達到6%，其次是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5.32%和4.73%，東部地區最低，加權平均利率僅為3.61%。
　　
　　股權融資成本的區域分布則呈現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階梯上升局面。2014-2016年，東部企業股權融資的顯性成本不到融資總額的1%，而西部企業股權融資成本則高達融資額度的3.77%。
　　
　　報告內容顯示，從所有制情況看，融資規模和融資成本，國有企業處于優勢地位，融資規模大，融資成本低；而民營企業處于劣勢地位。在樣本企業中，2014-2016年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明顯低于民營企業，分別為6.13%、5.91%和5.26%，而民營企業則為7.65%、7.41%和6.79%。從企業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小微型企業的銀行貸款利率低于中型企業。2014-2016年，大型企業銀貸加權平均利率在6.36%-6.92%之間，小型企業在6.34%-7.20%之間，微型企業則在6.0%-6.73%之間，而中型企業在6.81%-7.58%之間，明顯高于大型企業和小微企業。
　　
　　上述分析表明，2014-2016年，無論是企業數量還是資金規模，我國企業外源融資的總體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受貨幣信貸宏觀穩中偏緊的影響，企業融資增速放緩。在各類融資方式中，銀行借款依然是企業外源融資的最主要方式，債券融資、股權融資與其它方式融資（信托、融資租賃、小額貸款等）快速增長，資本市場滿足優質企業融資需求的能力上迅速提升，但總體規模仍相對偏小。
　　
　　報告認為，企業外源融資成本總體呈現下降趨勢，但不同融資渠道、不同類型企業（所屬區域、企業所有權性質、企業規模大小、所屬行業差異等）之間的融資成本差異明顯。從銀行貸款渠道看，我國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企業的銀行貸款利息成本呈現明顯階梯下降特征，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因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占比較高，獲得較低的銀行貸款利率。從債券融資渠道看，中部地區企業債券融資占比最高，但因域內銀行不良貸款的集中暴露、企業債信評級下降等因素影響而導致融資利率偏高。股權融資的貨幣化成本是樣本企業各融資渠道中最低的，東部地區因民營企業較多、金融市場與中介服務機構活躍、企業整體規范性更好，股權融資成本也最低。其他融資渠道呈現出與股權融資成本相同的東部、中部、東北、西部階梯上升的分布特征，充分表明了經濟發達的東部及受輻射帶動影響較大的中部地區，企業融資的多元化選擇更多。企業所有制的差異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依融資渠道的不同而不同：企業所有制背景帶來的影響在銀行信貸領域仍表現明顯，國有企業的銀行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明顯低于民營企業；但是，國有企業在債券融資、股權融資等直接融資市場中的成本優勢并不明顯。企業規模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較為復雜。樣本數據顯示，得益于國有企業的固有優勢和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的政策優勢，我國大型企業、小微型企業的銀行貸款利率低于中型企業。但是，受產能過剩與“去產能”政策、市場分層因素、區域金融環境等因素影響，在資本市場，企業債券融資、股權融資顯著表現出隨企業規模的減小，各類融資方式的利息成本或融資費用也隨之降低。中型企業各類融資成本偏高，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正日益突出。從行業分布看，資本密集行業企業的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總體低于勞動密集型或輕資產的智力密集型服務業，但是部分受政策調控的行業，如產能過剩的制造業、杠桿率較高的房地產業，銀行貸款利率也較高。各行業企業債券融資利率、股權融資成本均低于銀行貸款融資，且行業之間的利率成本差異明顯大于銀行借款。
　　
　　各類因素影響
　　
　　同時，財科院的報告也顯示，雖然降成本的客觀政策成效已經顯現，但是，各行不同類型企業對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所帶來的獲得感并不一致。
　　
　　財科院問卷調查數據顯示：
　　
　　（1）在調研的樣本企業中，有43.7%的企業認為目前已無融資困難，而認為依然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企業數量占比達到了56.3%，即超過半數企業對政策成效的獲得感不強。進一步考察融資貴的主要源頭，有84.1%的企業認為利息費用高是導致融資貴的主要原因，26.2%的人認為是中介機構服務收費高，26.9%的人認為金融機構非利息收費高。
　　
　　（2）從區域分布看，東部、東北地區企業的獲得感較大，有50.1%和47.7%的企業認為目前已無融資困難，西部地區其次，中部地區企業的獲得感最低，僅有32.4%的企業認為目前無融資困難，這似乎與中部地區民營企業居多、經濟效益總體偏差、銀行信貸融資規模最小有一定直接關聯，畢竟在銀行信貸領域，所有制優勢依然明顯、機構政策性較強，而企業經營效益不佳對成本變化也更為敏感。
　　
　　（3）從所有制背景看，國有企業的獲得感更大，調研數據顯示，國有企業中，認為不存在融資困難的企業占比達到52.1%，而民營企業中僅有38.6%的企業認為不存在融資困難，民營企業的獲得感較低，進一步考察融資貴的原因，利息費用高仍占多數，達到83.6%。
　　
　　（4）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微型企業中，認為無融資困難的企業占比分別為41.6%、40.9%、42.8%和53%，微型企業的占比最高，企業獲得感最大，而其他類型企業的獲得感則相對較低。
　　
　　（5）從企業所屬行業角度看，在調研的各行業中，住宿餐飲業企業獲得感似乎最大，在該行業中，認為目前無融資困難的企業數占比高達57.6%，其次是交通運輸業、能源供應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以及信息服務業，認為無融資困難的企業數占比在45%-50%之間，而農林牧副漁、采礦業、制造業、房地產業等行業企業的獲得感最低，其占比基本均在39%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