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來了，總會走的。樂觀的期待是，危機對于中國來說是個機遇，危機過后，中國的國際地位將有所提高，經濟結構將趨于合理化。如果這種樂觀的確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想說的是，我們不能讓眼前的危機掩蓋了問題，要防止在走出衰退時出現“倒退”。如果是以“倒退”的方式防衰退，那么，在表面的危機過去之后，更大的危機卻將悄悄來臨。我的觀察是，正當近期各項經濟指標都顯示中國可能早于其他大國走出危機的底部時，我們似應警覺不易覺察的三個變化––以政府干預取代市場規律，民營經濟不斷邊緣化，片面強調地區平衡而犧牲經濟效率。

　　危機來臨，政府救市，短期里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是政府的作為不能夸大。凱恩斯理論的乘數效應，在國外至今仍爭議頗大。一大批持反對觀點的經濟學家認為，政府支出乘出效應可能根本就是個“幻覺”。政府增加支出，就要借錢。如果老百姓認識到這一點，那么，他就會想，未來政府遲早是要還錢的，那時候，一定會增加稅收來還錢。所以，老百姓如果想到未來政府會增加稅收，就可能把增加的收入存起來。這時，政府支出的放大效應就可能完全是零。當然，現實生活中，老百姓不會有那么周密的理性預期，乘數效應還是有一點的，可從經驗證據看，并不大，在發達國家僅略高于1，在中國乘數效應稍大一點。

　　絕大多數的有關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都發現，從長期來看，發揮民間的力量才能保證經濟更高的增長。在中國，政府在增加投資和推動經濟發展方面起著一定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基礎設施的建設方面。但是，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經濟的供給方，其功能是增加產能，問題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恰恰是產能已過剩。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當短期的危機過去時，等待我們的將是下一個泡沫！我和我的同事曾用中國的數據研究過政府支出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結論是，中國政府支出的確推動了投資，但在投資被給定的情況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對經濟增長越不利，在這一點上，中國并不是一個例外。

　　隨著對于經濟危機的成因的認識越來越深入，有經濟學家提出，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國家大力推動華盛頓共識和貿易自由化，使得新興工業化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貿易盈余，用美元計算的貿易盈余回流到美國，成為全球流動性過剩和經濟泡沫的原因之一。中國是全球最重要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今天的經濟危機中也受到了沖擊。不過話又說回來，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經濟體來說，雖然并沒有按西方國家的意圖來推進改革，但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經濟的成功經驗恰恰與華盛頓共識相一致，唯一的不同是中國改革是在政府推動之下一步步前進的。中國改革的一個巨大的成功是，終于有了一個占到GDP和就業的絕大多數的民營部門。但是今天，當整個中國在應對危機時，有多少政策優惠和應對危機的資源給了民營部門？4萬億的政府支出計劃中有多少將通過民營部門來實施？最近幾個月的新增貸款增幅驚人，但民營企業得到多少？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盈利水平非常好，資產增幅非常大，很多企業都紛紛進入世界500強了。特別是銀行，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現在全球資產規模最大的銀行前幾位都是中資銀行。我想提醒一句，看看中資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就知道他們的生意有多好做。缺乏競爭是今天中國國有(或國有控股)大企業的福，卻是全體中國人的禍。大家不妨去研究一下世界500強的榜單，進榜的中國企業除了聯想，其他在企業名稱里幾乎都有“中國”二字，這些企業進世界500強，并不代表中國企業足夠強大了，已經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

　　最近，聽說浙江的民營企業的生存能力超出事前的想象，我不知該喜還是該悲。民營企業平時從銀行借不到什么錢，企業發展都用自己的錢，危機來的時候，這倒成了好事，因為企業停產了，冬眠了，但卻沒有破產。今天，我們盡可以為這些民營企業歡呼，但是，當他們需要融資的時候，我們的市場支持嗎？

　　還有一件很令人憂慮的事是，中國正在不知不覺地以效率換平衡。最近，沿海地區(以上海為例)工業的下滑非常明顯，相比之下，內地一些省份受到的沖擊小，恢復得也快。這一來，有些人又暈了，認為中國區域間走向平衡的時機來臨了。不錯，在短期里，中國經濟受到了劇烈的外部沖擊，沿海部門肯定是受影響更大。但是，請冷靜想想，隨著中國經濟和全球的增長，中國的國際貿易是會繼續增長還是會減少？我們今天說，中國經濟要轉向內需推動型，講的是國際貿易與GDP的比率要往下降，但不是說總量。只要中國的貿易繼續增長，那么，沿海省份就將繼續擁有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比較優勢。有人可能會說，今天中國在發展內需推動型的經濟時，內地在地理區位上的劣勢已不重要了。不是這樣的，即使是服務業，其發展也是以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為前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服務業是跟著制造業走的。從大趨勢看，制造業在哪里集聚，服務業發展的潛力就在哪里。看清這一點，就該明白，能夠為低技能勞動力創造大量服務業崗位的，還是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將繼續依靠沿海地區的帶動。

　　所以，中國今天不能盲目地為了平衡而犧牲效率，而應繼續推動勞動力跨地區的自由流動和建設用地指標的跨地區再配置。當然，區域間的平衡非常重要，我只是說，今天的中國不能盲目地追求區域間在“經濟總量”意義上的平衡，而應在要素流動的過程中追求人均收入上的平衡，特別是生活質量上的平衡。（陸銘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