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國出口食品和玩具的質量風波,使我們對外貿出口有了檢討和反思的契機:以低價格、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戰略,已經需要進行調整。我國的外貿出口已經到了從線性數量增長,轉型為非線性質量增長的戰略發展關口。在實質上,這可能是我國經濟強國戰略的下一個篇章。
　　
    對于近期圍繞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引發的風波,國際上比較客觀的報道指出:這次風波,有我國廠商質量控制的問題,更有外國的品牌商、進口商以近乎殘酷的壓價,造成沒有定價權的我國制造企業,被迫使用被禁用原材料完成訂單的事實。在產品的質量問題之外,還有中國制造商飲鴆止渴的無奈選擇。我國政府對于國外的質量訴求,做出了全面快速的回應。國外媒體多非善意的炒作,可能將會漸漸的平息。但在這次產品質量風波延續的過程之中和之后,我們已經不可能再重復"常規線性"的出口增長慣性預想,有必要通過經驗總結和觀念創新,尋求不同以往的出口增長方式。
　　
    過去20年,由于我國制造業出口的快速增長,為國內經濟的持續發展,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及城市新增勞動人口就業,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外貿為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世界經濟較快發展的歷史背景下,根據國內人才、技術、資金、企業管理和生產能力等現實條件,我國接受了發達國家按制造技術含量高低的產業鏈垂直分工,以大規模制造或組裝出口低附加值生活必需品為突破口,以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外貿成就。2001年,我國的外貿總額為5097億美元,外匯儲備2122億美元;同年日本外貿總額為7563億美元,外匯儲備4015億美元。到了2006年,我國外貿總額為17607億美元,外匯儲備達到了10663億美元;而同年日本外貿總額為12266億美元,外匯儲備為9600億美元。如果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1978年起算,那年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為206億美元,處于全球第32位;到了2006年已躍居全球的第三位,超過了"貿易立國"的日本。數據的對比使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中國經濟崛起的歷史進程,的確令世界震撼。也使人有了一種真實的感覺——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經濟史,出現了乾坤的翻轉。
　　
    今年歐盟公布的數據顯示,歐盟去年從我國的進口額達1915億歐元。歐盟從美國的進口額為1762億歐元。我國取代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進口來源國。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公布的數據,我國在去年成為美國第二大進口來源國,美國從我國進口商品價值達2880億美元,占美國消費品進口的40%,美國市場對我國消費品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需求剛性。今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在至今年3月底的財政年度,日中間直接貿易為25.43萬億日元;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為25.16萬億日元。中日貿易首次超過了占第一位日美貿易,對于日本經濟而言,我國有了過去難以比擬的國際影響力。按我國海關統計,我國在2004年成為韓國第1大貿易伙伴,去年中韓兩國貿易額幾乎是韓日和韓美的貿易總和。去年我國已經是非洲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東盟和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拉丁美洲、波斯灣地區對外貿易增長最快的伙伴國。這些正是我國經濟產生全球影響的基礎性因素。商務部數據:大陸已是臺灣最大的貿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和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臺灣經濟對于大陸市場已經有了很深的依賴。
　　
    在慶祝我國外貿取得偉大歷史成就的同時,我們也應通過全面的分析,反思這30年對外貿易積累的教訓和欠缺,通過創新和改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我國外貿更高層次的戰略轉型——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為此,本文嘗試著提出以下的初步思路。
　　
    首先,我國制造業應逐步向國際制造產業鏈的上游、價值鏈的高端實現戰略轉型。
　　
    我國的制造業通過幾十年的引進吸收、集成創新和自主原始創新等技術進步和管理提升的積累,已初步具備從產業鏈上游高附加值的元器件、高級材料、高技術裝備的設計制造入手,形成現代的先進制造系統,去超越單一成本比較優勢的不全面競爭力出口模式,逐步轉變為以先進的技術、管理和成本控制所構成的全面競爭力出口模式;并以較寬的產品線進入國際制造產業鏈的中端和高端市場,逐步奪取產品的定價權,徹底改變我國制造業淪為美國、歐盟、日本,甚至韓國、臺灣地區企業賺取超額利潤的低成本制造產業鏈的國際分工狀況,進而把握我國外貿的發展主導權和主動權。這對于我國外向經濟謀求更高的產品附加值,較高的環保節能水準及非資源性制造產品出口的持續發展,都具有戰略意義。
　　
    1970-1990年,日本向國際市場出口了大量的半導體、轎車、彩電、錄像機、船舶和鋼鐵等當時的高技術工業品,國際上就認可了日本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地位。今天的中國已經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總量達到了世界第一,鋼產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日本和德國的總和,但中國并沒有被世界公認為經濟強國而只是經濟大國。強國和大國的區別主要不是在主流工業制造的產品數量上,而是在技術、附加值、品質、品牌及價格的全面競爭力質量指標上,以及該國的制造業是否處于國際制造產業鏈和服務產業鏈的中高端,而非中低端的國際產業生態位置;還有該國的產業鏈是否具有可獲取商業價值的完整形態。
　　
    我國擁有巨大生產能力的制造產業,往往擅長低成本的下游組裝制造環節,而非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和設計等高附加值的上游環節,這就是今天我國還不能據有制造業強國地位的根本原因。實現戰略轉型,將使我國的制造業逐步具備過去所不具備的技術能力和附加值水平,并由國際垂直分工轉而加入國際高新技術產品線的水平競爭,走向經濟強國戰略的更高層面。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放棄具有經濟效益的垂直分工型產品的出口比較優勢以及大量的就業崗位。
　　
    當前,在中央改革和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及分配制度的有利形勢下,我們也應該著手調整我國的大型制造和貿易企業的發展模式和戰略。我國的大型外貿企業應著手在全球構筑商業網絡,樹立起現代國際貿易的企業形象;出口經營范圍應隨著我國國內制造業的產品和技術的升級,由服裝、紡織、玩具等輕工業領域拓寬到中、高技術產品領域,加速向國際市場推廣中國制造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商用汽車、通信器材、工程機械、數控機床、電力設備和冶金成套設備等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最終的目標是改變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建立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控制國際價值鏈的核心部分。
　　
    其次,對于國際市場仍然需要的我國低技術生活消費品,應該轉變營銷觀念。
　　
    低技術含量的產品,一般擁有較高的生活必需性權重,并不一定只能接受外國進口商的極低報價。既然美國、歐盟、日本,甚至韓國以及臺灣地區對于我們的這類產品有一定的需求剛性,我們在進行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同時,也應進行生產能力和出口總量的調整,迫使外商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問題是我國的制造出口企業和外貿企業應該盡快有效地組織起來,在國內政府部門和行業協會的協調下,采取更為有序、更有效益的進出口控制,調整出口產品的價格策略,以增加我國制造業的國際收益水平。很難想像,即將成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的中國,出口產品長久處于"價廉物美"的境地能夠成為貿易強國。
　　
    最后,是打造我國經濟更為完整的制造與服務產業鏈。
　　
    將我國制造產業鏈向上延伸到新產品創意、設計和研發,以及國際金融服務,國際信息服務,國際供應鏈服務等高價值的生產性服務業;走出去向下延伸到國外市場的進出口業務,跨國物流配送和批發零售等消費性服務業,以實現我國外向型經濟從單一的,不完整的國際產業鏈格局,向包括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完整國際產業鏈和高收益的國際價值鏈實現戰略轉型。美日歐的企業已經把他們的產業鏈延伸到了中國,我們也可能按WTO非歧視的原則,把產業鏈延伸到他們那里。
　　
    具體到我國的企業層面,就需要提高我國制造企業的營銷水平和企業經營模式的效率,提升我國企業和產品品牌的市場價值——在金融服務領域培養我國有競爭力的跨國銀行,在物流領域培養我國的FEDEX和MARESK這樣的強勢企業、在國際進出口服務領域培養如同日本綜合商社那樣聞名世界的商貿企業,在國際批發零售領域培養出自己的沃爾瑪式的跨國零售巨子;我國制造企業和服務企業應以此為下階段的努力目標,不斷爭取從國內制造業延伸到國際服務業的全產業鏈國際收益。
　　
    我國每年出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大約5000億美元的生活消費品在進入國際供應鏈之后,在流通環節產生了數倍于我國產品離岸價的增加值。正是這一巨大的增加值,成為美歐日流通企業的商業利潤、GDP、稅收及增加就業的商品基礎。換句話說,我國大量價廉物美的工業產品,成為美歐日服務業運轉并獲取巨額利潤的"原料"。我國企業理應分享國際供應鏈的巨大增加值,我們應該改變這樣的現狀。我們應該把現代經濟觀念轉向對國際產業價值鏈的觀照上,逐步地形成我國的現代企業及其互聯鏈式的價值關系形態,構建對外貿易強國的堅實微觀層面,并以此形成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富有總體競爭力的我國外向經濟的現代宏觀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