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像某些公司一樣被動轉移，而是一種主動的行為，是看到了西部市場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了實現投資的集聚效益，才把銷售公司和生產基地轉移到了西部。”
 
　　8月11日，雅戈爾集團分管宣傳的于澄解釋向西搬遷的原因時，更愿意強調“主動性”，“選擇向西發展，與我們的發展戰略有關”。
 
　　成本傾軋被迫西移？
 
　　位于寧波的雅戈爾集團是長三角知名的紡織企業，去年5月開始在中國西部城市重慶工業園區投資建廠，一期工程將生產15萬套西服和100萬套襯衫，據說15萬套西裝將于今年年底下線。
 
　　對這一舉措，于澄解釋說早在2000年就有了將生產基地剝離的考慮，并且公司由于“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也未遇到“民工荒”等問題。盡管如此，她并不回避“東部成本比較高是向西搬遷的因素之一”。
 
　　同濟大學法政學院經濟研究所汪洪濤教授認為，“土地成本上升以及招工難等問題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遷移的主要原因”，“符合產業梯次轉移的規律”。并且，隨著東部地區產業能級的不斷提升，單位面積土地的產出率指標越來越成為這些地區相關經濟主體關注的熱點。
 
　　關注的結果是，地方行政主體開始轉移能級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海就是先行者。3月7日，上海紡織產業園區在江蘇大豐開建，未來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旗下的10多個工廠陸續搬進園區，首家落戶的將是位于黃浦江邊的上海第十七棉紡織總廠。據說“在上海生產每噸紗的成本要比周邊省份高出1000元左右”。
 
　　這是繼三毛股份36.1%股權以國有資產劃轉方式零置換給重慶輕紡后的又一大舉措。上海方面的如意算盤是：“在產業鏈上實現優勢資源的跨地域布局”——把生產制造放在有成本優勢的地區，構建起依托資源優勢的制造業集群；把銷售和市場鋪在海外，構建起以品牌為載體的通道集群；把全球智力引進上海，構建以科技與時尚為核心的頭腦集群。
 
　　中西部虛位以待紡企入駐
 
　　“紡織業已經放掉了。”安徽省駐上海辦事處業務處蔣處長說。他介紹，自從幾年前與華源集團就紡織業全面合作后，省里面重點招商引資的項目主要是汽車、水泥、電力、煤礦、高科技、農副產品等。
 
　　盡管如此，據說該省仍對紡織業提出了相應的規劃。把紡織業作為本省產業發展戰略重點的，還有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其中，河南省確定“2010年棉紡生產能力力爭達到1500萬錠以上”，湖北5年目標是全省紡織工業銷售收入“力爭達到1000億元”。
 
　　河南的舉動頗為高調。2005年11月份，該省在南陽召開紡織工業發展座談會，提出重新認識紡織工業的地位和作用，建設高標準的新型紡織工業基地。其中，4月28日隆重開園的鄭州紡織工業園區就被看作“鄭州紡織業復興的標志”。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河南曾經輝煌的紡織業開始痛苦掙扎中茍延殘喘。2005年河南省全省紡織業利潤20多億元，而鄭州的幾家規模紡織企業卻虧損2000多萬元，在6家大的紡織企業中，僅有2家盈利。為此，他們嘗試借助大平臺恢復往日輝煌。
 
　　四川省也有著相似的訴求。該省駐上海辦事處分管招商引資的胡主任就與上海紡織控股集團有過數次接觸，不過他也充分估計到了難處，“他們在蘇北建了幾個廠，我們與蘇北相比有些遠”。
 
　　他介紹，目前四川省紡織業處于發展階段，不管是市場需求、資源還是勞動力成本，四川都有著優勢。目前準備建幾個工業園區，其中成都和南充的兩個園區已經委托駐滬辦幫忙招商引資，而駐滬辦也曾多次介紹企業過去考察。
 
　　產業轉移不可盲目而動
 
　　“紡織業的西進，成本只是小問題。我國紡織業主要是用于出口，而東部沿海地區畢竟便于出口，因此過于向西部發展，并不利于出口。”上海實業外聯發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物流總監楊禮偉給出了紡織西遷的另一種理解：“關鍵在于市場的激烈競爭對信息的保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解釋說，除了棉紡之外，紡織行業的科研工作要求對市場有準確和超前的預測，包括服裝的式樣、顏色等。由于東部工廠過于集中，“比如以前在南通等紡織業發達的城市做科研，市場上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就出現模仿產品，形成惡性競爭；而改到中部的安徽等地，有效地規避了模仿產品的出現，保護了商業機密和企業利益。”
 
　　楊禮偉話外之音，則是紡織產業的升級問題。我國紡織產業集群仍處粗放發展階段，倘若往西部轉移，利用這一契機實現產業升級則為當務之急。
 
　　“紡織業的西進一方面是為面臨困境的東部企業尋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宏觀上有助于東部地區紡織業的內部結構調整提供支持。”汪洪濤說。
 
　　并且，由于自身產業整合起步較晚，中西部對紡織產業大發展準備不足，商務和政務環境的配套建設跟不上，東部企業若盲目轉移，極易陷入困境。
 
　　“對于紡織業西進的問題，要看企業的初衷是什么。如果是被動轉移，則肯定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而如果是主動轉移，則需要順勢而為。”于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