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乃至整個“十一五”期間，中國紡織服裝業均將進入調整時期。面對歐美的重新設限及新配額體制的種種束縛，“走出去”已成為尋求發展突破的中國紡織業的必由之路。盡管去年中國的紡織服裝業出口依然保持增長勢頭，但2006年的紡織品出口并不會一帆風順，發達國家很可能以新的壁壘形式為中國紡織品設置障礙，反傾銷、紡織服裝環保標準和社會責任標準等新的壁壘都有可能降臨到紡織企業頭上。商務部部長薄熙來的話頗一語中的，他認為以后的貿易環境還得回到“數量限制”，而中國的紡織企業在積極應對歐美貿易壁壘的同時，要改善產品結構，向高端進軍，還要利用原產地規則，積極“走出去”，以化解矛盾，規避風險。

　　（一）在美歐利益訴求縫隙中游走

　　為了反擊美歐的特保政策，從2005年6月1日起，中國取消了對81種紡織品征收的出口關稅。歐盟和美國為之一震，并先后表態愿意繼續討論、談判。同時，美國總統布什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期待中國學會遵循“游戲規則”，用“公平”的方式來參與世界貿易。針對此，中國專家指出，不遵循“游戲規則”、單方面啟動特保的恰恰是美國和歐盟。

　　分析人士認為，在對我國紡織品設限問題上，美國和歐盟不是鐵板一塊，要利用美歐內部不同利益訴求的博弈，扭轉直接對壘的貿易形勢，區別對待，各個擊破。

　　中華美國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常務理事周世儉指出，美國和歐盟的情況不完全一樣。首先，歐盟內部對中國紡織品的態度不盡相同。而美國國內在對中國紡織品的問題上比較團結。其次，紡織品在中歐貿易和中美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不一樣。在中歐貿易中，紡織品占我國對歐盟出口的9．8％，而在中美貿易中占8．7％。第三，美國與中國有一系列的貿易問題：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紡織品。涉及到美國國內的政治壓力，美國政府是想拿紡織品“敲山震虎”�熞约徔椘穯栴}做條件逼迫中國在人民幣匯率上做讓步。

　　所以，美國這潭水比歐盟要深。中美貿易談判也比中歐貿易談判難，所謂難還表現在一個方面，歐盟的態度一直是在與中國進行磋商，而美國實行的是單邊主義。

　　因此，中國紡織業面對走出國門的兩只攔路虎，總的原則是“和為貴”，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但要采取不同的對策。

　　我們跟歐盟的談判比較輕松而和諧。特別是2005年6月11日凌晨，經過10個小時的緊張談判，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與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笑瞇瞇地并肩走出上海西郊賓館七號樓會議室，共同宣布中歐雙方就中國部分輸歐紡織品問題簽署的《備忘錄》，歐盟方面承諾對中國的棉布、T恤衫等十類紡織品終止調查。至此，一場劍拔弩張的中歐紡織品貿易爭端塵埃落定，人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

　　目前中歐已達成共識，對歐出口環境亦已明朗化，預計2006年對歐盟出口將保持穩定增長。而美國人的頭則是比較難“剃”的，美國一直自恃強大，以“君臨天下”的霸氣跟我們交手。對于美國這樣強硬的對手、這樣的“刺頭”，我們決不能示弱，我們必須堅持底線，我們有三個理由要在與美國談判中堅守底線——讓步幅度不能大于歐盟。

　　首先是給貿易機會主義者一個警告：即使中國在紡織品上愿意讓步，讓步幅度也應該是有限的，而且這種讓步模式不適用于其他產品；其次是面對比較龐大的全球市場份額，中國在貿易爭端中的談判能力應該有相應的力量；再次是中國政府不能屈從于美國明顯比歐盟強硬的態度，中國的談判代表們不應該對一個強硬者做出更大的讓步，否則給人留下的影響將是“吃硬不吃軟”，在今后越來越多的貿易談判中失去主動。

　　周世儉認為，中國不小的進口額提供了談判的籌碼，美國大豆和飛機也將支持中國的談判底線。美國也不希望引發“貿易戰”，即使美國的臨時保障措施繼續下去，他們也只是將大限推到了2008年。改變不了的趨勢是：中國正不斷成長為紡織品強國。

　（二）用貿易預警體系提示行走方略

    “紡織品出口第一大省”浙江曾無限憧憬的“后配額時代”，卻因出口紡織企業屢遭國際貿易大棒而開始暈眩。據調查，浙江已成為全國遭受國際紡織品反傾銷立案調查最多的省份。

　　如何在國外設限前就能預知“天氣變化”？這個問題終于引起了浙江省政府的重視。在浙江省經貿委舉行首次經貿指導信息發布會上，提出浙江要建立紡織品出口貿易摩擦預警機制，以便讓數量龐大的出口企業在聞訊后提前應對。

　　浙江省經貿委副主任王素娥分析，造成后配額時代浙江紡企仍然“麻煩不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浙江省紡織行業的產業結構和增長方式不合理”。出口產品處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的低端，出口增長主要以“跑量”為主，過多依靠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據浙江省經貿委輕工紡織行業辦王曉光主任透露，目前浙江省化纖染色布出口的每米均價為0．8－0．9美元，襪子均價為每雙0．21美元，領帶均價為每條1．6美元，幾乎接近成本，發展的路子也越走越窄。“一時之快，必遭長期之痛！”王曉光主任為此憂心忡忡。

　　因此，浙江將為紡織品出口建立貿易摩擦預警機制，通過對重點、敏感產品的出口數量、價格及同類產品生產經營情況等重要數據變化的監測，適時發布預警信息和風險提示。據介紹，這套預警機制主要利用紡織品領域內的各個行業協會作為中介，一旦浙江官方通過各種途徑獲知國際貿易信息后，就會及時通知相關行業協會，并由行業協會將消息進行傳播，并組織代表企業通過會議、座談等形式共商對策，合理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行業的正當權利，增強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

　 （三）善用話語權影響設限國決策

　　上海市紡織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沈安京指出，企業要積極運用話語權影響設限國的決策，特別要充分利用公眾評議期，發出自己的聲音。《公眾請求對中國的紡織品進行實施保障措施程序》作為CITA審理對華特保直接法律依據，嚴格規定了美方的審理程序及限期，也為包括我國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在內的各利益關聯方提供了闡明觀點的機會和時間。

　　現在不少企業仍然認為特保應對是政府和商會的事，對于公眾評議期的申訴應者寥寥。如果每一類設限都能有幾十、甚至幾百企業發表詳細評論意見，能使國外調查機構也能夠感受到來自中方的嚴重關切和呼聲，至少會消耗對方很多精力和時間。在“襪子特保案”中，與我國僅由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作為代表遞交了一份評議材料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相關組織、企業、乃至個人在申訴方的號召下，總共提交了數十份材料，向CITA充分闡明了對涉案紡織品實施特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最終獲得有利于申訴方的裁定結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秘書長王宇認為，在程序規定的時間節點內，企業應該聯合起來，積極主動地向有影響的美方議員政要、財團巨頭、中介團體、進口商及消費者等與案件利益相關的方方面面進行廣泛的游說工作，以影響CITA對案件的審理和裁決。正是由于美國紡織品與服裝進口商協會的努力，美國國際貿易法院于2004年底簽發臨時禁令，認為美國行政部門無權以紡織品市場受到沖擊威脅為由限制從中國進口紡織品，這項禁令實質上否決了當時美國廠商針對中國紡織品服裝提出的9項保障措施申請。

　 （四）從低端市場走向高端市場

　　平心而論，中國紡織品之所以在國際市場上遭受貿易壁壘，與我們的低端產品的廉價不無關系。低端產品屬勞動密集型，科技含量不太高，中國更占勞動力成本便宜之利。

　　美國Werner國際咨詢研究所提供的2000年國際紡織服裝業每小時美元工資數據顯示，我國紡織服裝業每小時工資為0．69美元，排名世界第48位。分別相當于日本的1／37，美國、西歐的1／20左右，韓國的1／8。

　　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很有競爭力，這讓美國和歐盟的紡織巨頭們很傷腦筋，他們為了自保生存，聯名投訴，要求政府對中國紡織品設限。

　　另一方面，我國長期忽視產業升級對勞動力資源優勢的放大作用，相反在國際國內買方市場條件下逐步加劇過度競爭的局面，質量、品牌創新能力不強，勞動生產率上不去。中國是一個“制造大國”，同時又是一個“品牌小國”。缺少知名品牌是一大弱點。國內市場上品牌的集中度不夠，更缺少世界知名品牌。雖然我國出口的最終產品已經占到2／3，中間產品、初級產品降到30％，但最終產品出口中，加工貿易占50％，大多數還是給外國品牌做加工。我國服裝的設計能力比較弱，紡織品面料缺少新品種，沒有領導時尚和潮流的能力，市場競爭過分依賴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優勢。國際權威機構為各國的設計能力打分，中國2．4，日本4．6，臺灣地區4．5，韓國，美國4．3，泰國，印尼2．8。

　　因此，我們要轉換發展思路，從成本導向轉為價值導向，延伸產業鏈，向兩頭發展，研發和營銷網絡都要加強，攫取上游設計和終端銷售利潤，改變低價競爭模式，走品牌化經營的道路，進行技術創新。
出口量大，但附加值低，價格競爭激烈，是我國紡織品遭遇設限的主因。因此，調整產品結構，努力提高產品檔次和技術含量，走精品和高端發展之路，成為大多數企業的首選。新雅鹿集團采取“錯位競爭”，調整產品結構，加大了取消配額的產品羽絨服的生產份額，避免了一些貿易壁壘。

　　江蘇紫荊花紡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規避貿易壁壘的方式是主推新型面料。據悉，我國棉類產品出口關稅為15％，化纖產品出口關稅為18％，而麻纖維類產品出口關稅僅為3％。為此，紫荊花投資3000萬元，研發“摩維”系列產品，即槿麻服用纖維及服裝面料。其工藝技術不僅彌補了國內外在該領域的空白，而且也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擴大了利潤空間，提高了抗風險能力。

    （五）在迂回中開進

　　中國紡織品的歐美市場雖然有利可圖，但貿易壁壘的風險很大。倒不如采取迂回戰術，另辟蹊徑，到中南美、中東、東歐及俄羅斯、非洲、南亞建立紡織品生產加工基地，實現原產地的“非中國化”，增強對貿易環境突變的適應能力。

　　有時候，迂回也是進攻。江蘇蘇豪國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曾萬仲說，“我們打算把生產加工基地轉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周邊國家。”他告訴記者，蘇豪已經考察好了地點，將采取租賃當地現有工廠的形式，聘用當地的勞動力，建立國外生產基地。像蘇豪這樣利用境外投資的方式，有效突破貿易限制的企業還有很多。

　　中國紡織協會的專家們認為，生產本土化，到競爭對手眼皮底下去建立紡織生產基地，吸收當地富余勞動力，聘用本土化人才，可以減少中國紡織企業與這些國家的矛盾。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有關人士明確指出，中國紡織業無論是設備還是技術，都具有很高的比較優勢，非常適合“走出去”。但現實情況卻并不樂觀：到目前為止，真正“走出去”的紡織企業并不多，即使“走出去”的企業，其區域市場仍有相當的局限，大多仍屬“小打小鬧”。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有關負責人認為，對于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來說，“走出去”最大的障礙是動力不足，只要有了認識，其他諸如人才、對國外環境的了解等技術困難都不難解決。再有，現在企業“走出去”還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單打獨斗，想取得成功仍十分困難。

　 （六）走出去更要融進去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研究員江穗春認為，融進去是發展方向，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發展方向就是“本地化”。

　　從華人在海外的奮斗史來看，能融入到當地社會的大多站住了腳、發展不錯；不能融入到當地社會的往往都不太順利，遭到排斥。

　　中國人在歐洲與當地人的摩擦越來越多�煼巧虡I性摩擦的比例越來越大。這些摩擦主要發生在民間，并沒有攙雜當地政府的行為，不是政治方面的沖突，而是文化方面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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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協會秘書長馬寧生指出，中國人到國外喜歡扎堆找老鄉，唐人街、浙江村、福建幫的形成就是這種情況。搞小團體自我封閉，這種不融入當地社會的做法很危險，與當地人的矛盾遲早要爆發，猶太人在歐洲被排斥就是前車之鑒，這是中國人、中國企業走出去最忌諱的事情。

　　在歐洲的華人確實很能吃苦，非常勤勞。他們認為歐洲人太懶，休息日、節假日不上班，就知道享受，只有我們中國人最勤勞，節假日不休息，店鋪開得時間長，當然應該多賺錢——勤勞致富有什么錯？其實，這是對當地文化、法律不了解的錯誤認識。歐洲很多國家對勞動時間都有明確規定，歐洲人普遍遵守這些規定，這些中國人延長經營時間，實際上對他們是有不公平競爭之嫌的。特別是這些中國人通過延長經營時間的非法經營方式、低價商品策略和抱團式的商業開拓，沖擊了當地商業形態，擠垮了一些本地企業，導致一些當地人失去工作崗位，勢必要引發矛盾。像西班牙這樣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歐洲國家會發生排斥華人事件，是值得深思的。